社会现象评论范文 第1篇
“活到老，学到老”。不断的给自己补充新鲜的血液。我们做教师的，要不断学习着，研究着，行动着。一个优秀教师除了具有学习精神、实践精神之外，还要有反思精神。有了反思，才有了继续探究的动力。
总之，这次远程研修让我感触颇深，也让我收获颇丰。我们要努力把所学真正用到教学实践中去，让学生感受到我们是新时代下的教师。更新理念、勇于创新、大胆尝试、不断努力！加强学习与实践，早日向优秀的教师的靠近。
1、以饱满的激情，描写了……
2、重点突出，详略得当，内容具体。
3、比喻贴切，用词生动。
4、文章语言通俗易懂，贴近生活实际，读来令人倍感亲切。
5、……以轻松愉快的语气，向我们娓娓道来，令人回味无穷。
6、叙述自然生动、结构紧凑，衔接自然连贯，中心突出。
7、对于景色的描写，语言简练而准确，联想则为触景生情，情景自然融合。
8、通过丰富人物的语言和动作，衬托出人物的思想品质。
9、文章边叙事边抒情。
10、充分运用动静结合的写法，并辅以比喻、拟人等手法。
12、一些精妙词语的使用，无形中为文章增添了不少情趣。
13、文章清逸婉丽、流畅连贯，尤其人物语言幽默风趣。
14、文章想象合情合理。
15、通过生动、形象的语言的描绘，使读者仿佛置身于梦境一般。
16、文章线索明朗，主题突出，紧紧围绕……进行。
17、细节描写颇具匠心。极富功底。
18、对人物的语言、神态、动作等，进行精心细腻的描绘，这是本文的一大特色。
19、描写细腻，生活气息浓厚，遣词造句准确传神。
20、，语言准确，鲜明、生动，内容极其丰富具体。
21、事例叙述得生动具体，人物的言行符合各自身份特点。
22、文章来源于生活，因此语言虽然不怎样优美，但却真实有趣，写得入情入理。
23、文章将……写得细致入微24、语言活泼明快，富有情趣。
25、大量采用生活中的口语，使文章更显自然亲切。
直到现在，在孙山出名的痛苦仍然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我不再渴望分发试卷，不再渴望看到老师写的评语，甚至害怕看到。我知道我的行为辜负了老师的信任，我也为试卷上的一行包含了老师的苦心评论而感到羞愧。试卷已经分发出去了。我清楚地看到xxx文的学生轻蔑地对我微笑。面对试卷，我甚至不敢看分数下面的评语。我不想看到试卷上冰冷的批评。我甚至不想知道老师对我失去了希望。我无奈地看了一眼试卷，看到的东西让我的心情轻松了许多:“即使聪明人三思，也会有错误。”还有，你呢？不要失去希望，老师期待你的下一个好成绩。
“几句简短的话让我很感动。老师并没有因为一次失误而轻视我。老师理解我。因为这节课和老师深刻的评语，我摆脱了我的鲁莽、武断、骄傲和冲动，把每一个知识都记在心里。在下一次考试中，我会轻松地回答并取得好成绩。阅读老师评语的心情也变得轻松了。
看着评论的内涵总是会让我思考和遐想。”有志者事竟成。”“百分之九十九的天才依赖于努力工作，”这似乎是亲切的，令人鼓舞的和有意义的。由于这些原因，我更喜欢老师的评语，无论是表扬、鼓励、批评还是训诫，我都会认真理解，牢记在心，并不断从老师的评语中学习和成长...
它讲述了中国北平老城的司机祥子的悲惨故事。
祥子，一个年轻的农民，从农村来到城市。他对更好的生活充满渴望，并有自己的生活理想购买你自己的外国汽车。最后，通过祥子诚实而努力的工作，祥子攒了钱，买了他梦寐以求的汽车。那辆车对祥子很重要。在他看来，汽车可以。制作煎饼和所有食物。但是命运捉弄了人们，他的车被士兵带走了。当他又攒够了钱，他被孙侦探勒索了1 空；后来，他被迫嫁给了母老虎，并卖掉了她的第三辆车，因为她的艰苦劳动。他最喜欢的乔伊的自杀使他最后的希望消失了。从那以后，祥子对生活失去了信心，从雄心勃勃变成了甘愿堕落。正如这本书所写，过去的日子。体面、强大、梦想、自私、个人、强大和伟大。祥子，成了“堕落、自私和不幸的社会病态，个人主义的最后幽灵。这真是一场浸透了鲜血和泪水的悲剧。
我不禁为祥子的命运叹息。祥子起初是诚实善良的，诚实勤劳的，但是在生活的一系列打击下，他变了，变得不那么有野心了，变得敌视世界，开始对周围的人进行报复。祥子曾经是一个忠实的朋友，他开始欺骗朋友，利用他们。他变得奸诈甚至无耻。为了得到这笔钱，他可以做任何事。
当我读到这些内容时，我感到悲伤和愤怒。我为祥子过去和现在的对比感到难过，也为他后来的可耻行为感到愤怒。然而，我更难过和失望。祥子生活在一个黑暗的社会。军阀、特工和汽车厂主都很丑陋。在一个黑暗的社会里，人性变得扭曲，人与人之间充满仇恨。正是在这样一个恶劣的社会环境中，像祥子这样的下层市民受到了压迫。经过几次打击，祥子终于明白了，即使他愿意吃苦，即使他心地善良，也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过上幸福的生活。祥子变坏了，不仅因为他自己的短视、狭隘和自私，也因为这样强大的社会压力。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生活幸福了，我们应该先学习骆驼祥子的进取精神，而不是后来的堕落。
希望你已经有了一些客户监视工具，可以帮助你进行这一阶段的观察研究。
例如，从以下工具或类似资源来编写观察所得
屏幕录制工具，例如Crazy Egg
自动化用户研究工具，例如Qualaroo
网络流量数据，例如Google Analytics（分析）
客户访谈或用户测试
客户成功或支持(CS)部门是用户体验项目中经常被忽视的宝贵反馈来源。你的客户支持部门每天都在与用户互动，并可以提供有关他们所经历的痛点的深入洞察。这些关于用户丰富的而内部存在的洞察是非常宝贵的。
收集用户反馈的另一种途径是了解产品或服务的评论和反馈。Google评论，G2Crowd和应用商店评分都是用户洞察力的重要来源。专注于积极的反馈可能很诱人，但是不满的客户却拥有大量信息，可以最大程度地告诉我们那些地方需要改进。
社会现象评论范文 第2篇
一、论题的引出
作为我国司法体制与工作机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的社区矫正，自2003年推行以来发展迅速且效果显著。社区矫正是与监禁刑相对的一种刑罚执行方式。适用社区矫正，其首要前提是要对犯罪人进行一定的风险评估。当前司法实践中，北京、上海等地已根据相应的理论以及实践经验的总结，制定风险评估测量表，对社区矫正对象的刑事再犯风险进行定量定性分析。理论界与实务界关于社区矫正风险评估的论述较多，对于其内涵的解释繁杂且简明理解性不足，关于评估目的的研究只是停留在法条堆砌上，对于社区矫正风险评估的理论发展与司法实践的推动意义不足。任何一项法律制度的设计总是具有一定的功利效用，即目的意意义。德国法学家鲁道夫·冯·耶林认为法律哲学的核心概念是目的，指出“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创造者。每条法律规则的产生都源于一种目的，即一种实际的动机”。社区矫正风险评估是什么？进而言之，社区矫正风险评估的目的是什么？易言之，社区矫正风险评估是为了什么而存在的？对社区矫正风险评估的内涵与目的的论述对于风险评估的完善，不仅具有立法司法的意义，同时也具有理论实践的意义。
二、社区矫正风险评估的内涵审视
在理论研究领域，风险评估主要是经济学领域的的概念。风险评估是今年来发展的一种系统化的方法论，为组织的安全管理和政府的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是组织提高安全管理水平和事故预防技术水平的基础了，并已逐渐规范化和制度化。社区矫正风险评估的内涵分析是解答其到底是什么的问题，也是分析风险评估的目的的基础和前提，因此对其内涵的分析必不可少。
（一）基本概念的整合
1.风险的概念解析
“风险”一词在辞海中的释义有二：一是亦作“危崄”。艰危险恶，不安全。谓有可能导致灾难或失败；二指险恶﹑险要之地。结合论题，释义一符合题意。在经济学领域里，风险是指特定时间发送的概率及可能发生危害后果的函数。
2.风险评估的概念释义 3.社区矫正风险评估的概念整合
当代美国人类学家E·霍贝尔在论及概念的重要性时指出，一个探索者在任何领域中的工作总是从创造该领域中有用的语言和概念开始的。任何科学研究都是以概念分析作为起点的。因此探索社区矫正风险评估内涵与外延的首要条件是对其概念的精确把握。结合对社区矫正、风险、风险评估的概念的理解，可以整合得出社区矫正风险评估的概念。社区矫正风险评估是指法律规定的机构和组织对与犯罪人相关的因素进行定量化的分析，对社区矫正对象在社区服刑期间重新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可能性所做的评价。
（二）社区矫正风险评估整体阐释
1.评估主体
根据两高两部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四条，县级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机构接受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_的委托对社区矫正对象进行调查评估，是为评估主体。司法所承担社区矫正调查评估的日常工作。有关部门、村（居）民委员会、社区矫正人员所在单位、就读学校、家庭成员或者监护人、保证人等负有协助县级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机构的义务，是为辅助主体。
2.评估对象
评估对象与社区矫正适用对象一致，法院裁判拟适用社区矫正的犯罪主体及正在实施社区矫正的犯罪人。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和法律法规，评估对象具体为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符合社区矫正条件并经法院判决裁定执行社区矫正的罪犯。
3.评估内容
评估内容主要包括评测对象的静态与动态、不变与可变、客观与主观的因素。根据理论界及实务界的经验积累，并经法律认可，社区矫正风险评估的内容主要是有关评估对象的风险因素，包括被告人或者罪犯的居所情况、家庭和社会关系、一贯表现、犯罪行为的后果和影响、居住地村（居）民委员会和被害人意见、拟禁止的事项等。
4.评估方式
结合北京上海等地对于社区矫正风险评估的探索，已采用的评估方法主要有访谈法、量表法、文献法、和观察法组成，以量表法为主[5]。结合实践发展及各地具体情况，对于社区矫正对象的评估可以有选择的采取问卷调查、实地考察、指标分析、问询等方式，根据不同犯罪人侧重不同的评估方式。
5.评估结果
评估结果的得出是基于评估各方面因素、综合拟适用社区矫正对象的表现的整合考量。评估结果的形式主要为是否对被评估对象适用社区矫正；社区矫正适用过程中是否停止对社区矫正对象适用社区矫正等。
三、社区矫正风险评估目的分析
（一）社区矫正风险评估目的的重要性
一项法律制度的背后总是体现着一定的目的。而且具体到刑事诉讼程序的各个部分，在总体上它们是在一个共同的目的的支配下，但是在具体的、直接的目的方面，各个刑事诉讼体系内的不同的制度还存在一定的差异。毋庸置疑，社区矫正风险评估制度的目的自然也有不同于刑事审判程序、管辖等其他体系内制度的方面。当然，也正是存在着不同的目的，才使得社区矫正风险评估表现出自己的特性。如同学者在关于行政诉讼目的论述的重要性指出的一样，如果社区矫正风险评估比喻为一部机车的话，评估目的就是这部机车的方向盘，它决定着社区矫正风险评估制度运行的轨迹。
对于社区矫正乃至整个刑事诉讼程序及司法改革，对社区矫正风险评估目的的研究的价值与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没有对社区矫正风险评估目的的认识，具体工作的开展就如盲头苍蝇般找不到工作的关键点。“目的创造法律并指导实践”，正确理解社区矫正风险评估的目的，对于司法行政部门工作人员开展评估工作，相关人员对评估工作的配合与辅助，法官结合评估结果裁判是否对犯罪人适用社区矫正都具有指导性意义。
（二）社区矫正风险评估目的的概念及特性
1.社区矫正风险评估目的的概念分析
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的发展就是概念体系的发展。人类发展史可以被称为是不断进行创造的历史，人的活动总是有目的、充满意识的活动。任何一个目的总是具体的、有着特定内容的目的。由此，社区矫正风险评估作为有别于其他制度的一种特殊形式，社区矫正风险评估的目的是指，以观念形式存在的，国家听过相关机构进行的风险评估所期望达到的目标或理想结果。
2.社区矫正风险评估目的的特性
“一个目的如果不是特殊的目的，就不成其为目的，正如同行动如果没有目的就是无意义的行动一样。”虽然社区矫正风险评估如同其他刑事诉讼制度一样，都具有刑事诉讼总体的目的，即实现刑事实体法、保障人权等，但是由于内在机能的差异，其也具有属于自己的特性。其一是主体上的特性，其主体为司法行政机关等；其二是具体行为的差异，其行为是评价；其三是目的结果的差异性，其直接结果为是否适用社区矫正等。
四、社区矫正风险评估目的的构建
（一）直接目的：服务社区矫正
社区矫正风险评估的直接目的是服务于社区矫正。根据社区矫正发展的时间进度，这一直接目的主要分为以下三方面：
1.入口把关
《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规定，人民法院在裁判前，对拟适用社区矫正的被告人、罪犯需要调查其社区影响的，可以委托司法行政机关对其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对那些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险性较低、且不致危害社会等符合法律规定的被告人、罪犯适用社区矫正，严格控制社区矫正的入口，从源头上保证社区矫正的质量。
2.进展调控
入口管控中如果由法院判决适用社区矫正条件的对象，在社区矫正过程中，由评估机关定期或不定期的对其进行危险性评测。服刑人员成分复杂，都具有某种恶习，而此种恶习总是与矫正对象的犯罪类型、动机相联系。矫正中，社区矫正对象改正错误的程度不同，人身危险性会有所变化，此阶段风险评估的目的，是要对社区矫正对象进行区分，根据其社会危险性及人生危险性的变化和大小，采取相适用的措施。
3.出口管控
法律规定，违反法院禁止令等或者有其他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撤销缓刑、假释，依法收监。在社区矫正实施至法院判决的执行期限的或者其他规定期限的，评估机关依法要对社区矫正对象实施最终的评测，对其是否符合执行完毕的条件作出结论，防止仍具有人身危险性及社会危险性的人员脱离监管，也为符合条件的对象重返社会提供机会。
社会现象评论范文 第3篇
关键词: 社会认知理论 外语学习
网络信息时代到来,的发展为外语学习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为外语学习者提供了交际、互动的平台。社会认知理论强调语言是人类进行交际活动的工具和认知活动的必然结果。本文以社会认知理论为依据,分析对于外语学习者的积极作用。
1.社会认知理论
美国社会语言学家Dell Hymes[1]和英国语言学家Michael Halliday[2]指出,语言不是个人头脑中的东西,而是社会现象。Halliday指出语言运用的三种主要功能:表达思想,相互交流和创造与情境相关的话语。
这种社会认知理论的哲学思想更多的是多元论或转换论,认为个体与环境相互作用,共同构成动态的整体或系统,而个体、个体心理活动与环境等都是该系统的构成成分。个体的学习活动实际上是个体主动参与实践活动,与环境保持动态的适应的过程。学习的实质是个体参与实践,与他人、环境等相互作用的过程,是形成参与实践活动能力的过程。[3]脱离真实环境来谈论语言学习或语言能力是毫无意义的。在社会认知的新理念下,语言学习被认为是一种社会认知现象,它的发展有赖于社会交往。[4]社会认知理论是从“三方互惠交互作用”的视角来解释人类的行为和机能,在这一模式中,认知、个体因素、行为和环境事件都是相互影响的。[5]
社会认知理论以美国社会语言学家DellHymes和英国语言学家Michael Halliday为代表。它接受了认知―建构主义的“外语学习不是机械的条件反射过程而是个人头脑对目的语的建构过程”的主张,克服了其只注重语言能力而不注重交际能力的缺陷,提出语言不是个人头脑中的知识,而是社会现象的观点。这种学习理念认为个体的学习活动实际上是个体主动参与实践活动,与环境保持动态适应的过程。学习的实质是个体参与实践,与他人、环境等相互作用的过程,是形成参与实践活动能力的过程。[6]
班杜拉的社会认知论在心理学和教育学领域的应用比较普及,该理论最基本的框架是三方互惠决定模型,即强调个人的行为、主体认知和社会环境三者是动态交互决定的。[7]语言习得研究的社会认知论注重习得从社会和认知两个角度进行,既有社会因素,又兼有认知因素,将人类内在的机制与外在的环境有机结合在一起。社会认知论强调语言习得过程中的互动作用。
简介
应用的大潮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技术、内容和用户三方面的相互作用,用户创造或附加内容,技术提供内容组织和与用户交互的手段,内容或基于内容的互动满足用户需求,这是一种稳定的三角关系,“技术”、“内容”与“用户”在应用中呈现出与以往完全不同的“互动”特征。[9]
社会现象评论范文 第4篇
上个世纪80年代第一个电视评论节目《观察与思考》开播以后，中央、省、市、县各级电视台纷纷开办自己的评论栏目，1994年4月1日《焦点访谈》的开播与1996年《实话实说》的出现，更进一步推动了电视评论节目的发展。电视评论这种后来居上的发展态势与电视声、画、文一体的特征是分不开的。作为电视媒体与新闻评论相结合的产物，电视评论充分发挥了电视自身多符号传播的优势，一改产生之初作为报纸评论的“电视版”的状态，形成了自身的特点，并成为新闻舆论监督的利器。
电视评论舆论监督的特征
舆论监督的对象具有广泛性。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因此从总体上来说，一切违背人民根本利益的权力行为和社会行为都是新闻舆论监督的对象。具体来说，新闻舆论监督的对象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国家决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二是国家各级公务员的施政活动，三是一切违法违纪的人和事。
多年来，新闻评论大多是以国家政策的宣传者的面目出现的，以报纸评论、广播评论为“母版”的电视新闻评论，在出现的初期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这种问题，这样的评论所起的舆论监督作用微乎其微。随着我国新闻媒体舆论监督范围的不断扩大，电视评论的监督范围也向扩展。电视评论监督既有对政府施政活动的监督，比如四川阆中广播电视台的《安置房为何不能安居》，也有对不良社会行为、社会现象的监督，比如吉林电视台的《免费体检：馅饼还是陷阱？》等。
舆论监督的力度大。近年来我们一直强调要加大新闻舆论监督的力度，因为从媒体的角度来说，舆论监督的力度是衡量一个媒体舆论监督水平的重要尺度，从执政者的角度来说，舆论监督有利于揭露、促进解决社会问题，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发展。新闻舆论监督的力度，主要通过报道和评论的量与质两个方面来体现。具体到电视新闻评论，新闻舆论监督力度大，一方面就体现在的电视评论中属舆论监督性质的作品数量居多。
舆论监督的时效性强。“新闻评论区别于其他文字评论的最大的特征，就在于新闻评论依赖新近发生的事件、现象和问题。”①通过评论进行的舆论监督，也因此具有了时效性特征。比如说，世纪之交，“”进行蛊惑人心的宣传，很多人为了“圆满”，做出了伤害自己及他人的举动。为了帮助人们认清“”的本质，2001年中央电视台制作播出了《本质 残害生命》一片，及时地帮人们廓清了事实。
电视评论舆论监督的作用
舆论监督不是唯监督而监督，监督的目的是要发现问题、揭露问题并促进问题的解决。报纸评论、广播评论、电视评论进行舆论监督的目的莫不如此。而电视评论凭借着电视自身具有的优势，在舆论监督方面发挥着更大的作用。
首先，鲜明的形象性使电视评论给观众留下了更为深刻的印象。“电视是声、画、文相统一的媒体，它既传递声音信息又传送运动的图像信息，必要时还可以配上字幕，传递文字信息，这三类信息分别作用于观众的视觉、听觉和思想，将形象的东西与抽象的东西融合起来，从而产生一种立体的接受效果。”② 这种立体感以可视性的形象与真实的同期声等，冲击着电视观众的心理与视觉，给电视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增强了新闻评论的现场感。
“新闻媒体作为新闻批评的工具，肩负着进行舆论监督的神圣使命。传媒的这一使命履行得如何，直接关系到经济兴衰和社会安危，关系到人民群众生活和心态的稳定。”③作为新闻舆论监督的有力武器，电视评论仍然需要不断地改进，以便更好地履行自己的神圣使命。
注释：
①赵振宇：《现代新闻评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2月版，第22页
②杨新敏：《新闻评论学》，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305页
社会现象评论范文 第5篇
梁实秋曾说过:“人文主义者不信‘进步的观念’可以应用在文学史上，更不信在人类生活上可以找出什么‘历史哲学’。人文主义者崇拜至善至美，文学标准是理想的。”③人文主义者首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一个救亡图存的时代宣扬人文主义，就体现了梁实的理想性。梁实秋文学批评的理想是—追求至善至美的文学批评，但是人性论的理论批评不可能在“美”与“善”的问题上不偏不倚，必定要倾向于道德的善。虽然梁实秋的伦理批评不同于儒家道德说教，但是它具有浓厚的道德色彩而忽略了文学本质的审美因素。作为文学批评，审美的因素无疑是重要的，它涵盖了文学批评的本质因素，是一种审美感受和判断活动，它以一定的欣赏为基础，从具体的审美感受出发解读与领悟作品，并由此对作家作品做出相应的审美判断。而梁实秋几乎是忽视审美的价值的，因为在他的观念里，道德价值无疑是更重要的。他说:“美在文学里的地位是这样的:他随时能给人一点‘美感’，给人一点满足，但并不能令读者至此而止;因为这一点满足是很有限的，远不如音乐与图画，这一点点的美感只能提起读者的兴趣去做更深刻更严肃的追求。”①而这“更深刻更严肃的追求”就是对伦理道德的追求。在重“善”轻“美”的观念的驱动下，梁实秋还批评了前期创造社的文学观，创造社成员主张“文学是自我的表现”，把艺术视点从现实社会转向内心世界，不承认客观世界的真实性，推崇文学创作的“直觉”与“灵感”，比较重视文学的美感作用而排斥文艺的功利主义。但在梁实秋的文学批评中，他从来没有把创造社这一时期的主张当作某一种独具特色的思潮看待，而是把它和受西方颓废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唯美主义等影响而产生的文学流派一齐划入“缺乏严重人生意味的东西”这个大圈子中，也就是从文学价值观上把它们混同为一类。在他看来，这类文学在价值取向上表现为“把文学当作纯粹的艺术”，受这种文学价值观影响，许多人把文学当作了娱乐消谴，有些人则钻进美学的象牙塔，是没有意义的。梁实秋把美学仅仅是当作形式和娱乐消遣的活动，而忽视了美学作为人类的精神追求的价值本质。正是难以平衡这种文学批评中“道德”和“审美”的因素，梁实秋的人性与审美之间充满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他企图传承白璧德的善恶二元批评体系，强调文学批评中的道德因素，在具体的批评过程中，也试图在“善”与“美”二元中兼顾，但是由于他过度强调了道德一元的重要性，无疑削弱了审美的价值所在，而沦为一元的批评模式，丧失了白璧德善恶二元的张力。
同时，文学批评的审美价值与其社会性也是无法割裂的。因为文学是写人的，它再现人的社会生活，展现人的精神世界，所谓“文学即人学”。自然，文学批评要涉及到人与社会、人的精神世界、人的情感特征等关系，并对此做出判断和评价。批评家也必然在其中表示出他对社会历史发展的理解，表示出他对社会的态度和观点。与文学创作相比，由于批评家的分析和评价是一种理论形态，因此所表示出的这种思想倾向可能比作品更为明确。一旦批评角度和价值取向不同，就会分别带上政治和道德批评的性质。在历史发展的巨变时期、在社会矛盾激化的情况下，文学批评的社会维度会更加突显，它会使批评家站在一定的立场上，自觉将文学批评当作宣传或维护没中政治思想主张的途径和手段。②而梁实秋虽然注重人的生活，但是过分地强调人性，把人的概念抽象化，进而远离了具体、实在的人的个体的存在。虽然梁实秋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流派只是在象牙塔里构筑自己的理想花园，但是自己在民族危亡、文学为革命服务的时期提倡一种抽象化的人性论，无疑也是过于理想化的。所以说，梁实秋文学批评体系中的人性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理想的。什么是完美的人性?标准是什么?梁实秋自己都没有明确的回答，人性在他的表述中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梁实秋的理论理想与实践的现实出现了疏离，不单单是外部环境让他的人性论难以很好地发挥作用，就是他自己的人性论框架也时常会出现矛盾。梁实秋身具浓厚儒家思想的底蕴，而单纯以一种异质化的理论来拯救中国文学的设想是否真正符合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文学固然尤其审美本质的属性，但是在非常时期，文学不可能不受到时代、社会、政治的影响而带有了强烈的政治色彩，正如伊格尔顿所说文学就是意识形态的，文学在有意无意间都会蒙上一层政治的色彩。平等对之，我们不得不肯定左翼作家的文学史作用。所以“他们(冯乃超、朱镜我等)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宣传和斗争，明确和积极地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对于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进行历史性的清算和批判，有意识地要和五四启蒙运动以及资产阶级现代性进行决裂，通过这种批判和决裂确立新的文学和文化以及意识形态，将中国的思想文化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①而左翼作家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引入，无疑是强化了文学的社会功能，不但顺应了文学史的发展趋势，而且破除了文学只具有审美功能的神话，在很大程度上了支持了文学革命的发展。
、结论
本章从文学革命与独立、中西结合、理想与现实等几个方面，探讨了梁实秋早期文学批评的矛盾悖谬，很突出的一点就是他以人性论为核心的文学批评体系忽视了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而显得抽象、模糊，出现了理想与现实的疏离。诚然，“至善至美”的审美理想的追求是每一个文学批评家的美好愿望，但是，鲜明的国内革命形势和文学的意识形态性都要求文学担当其社会批评的角色，所以二三十年代的文学不可能仅仅是审美批评或者仅仅是伦理批评，因为外部形势赋予文学批评更多的社会因素与文学史的任务，因此，忽视这些社会、政治因素的存在，是不合时宜的。而且，梁实秋引进西方文学批评，在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对白璧德人文主义的改造。很多学者曾经批评梁实秋完全照搬了白璧德的理论，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当初梁实秋引进西方文学批评的目的在于建构中国自己的文学批评体系，所以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改造。同时接受者的内在视野也不断在同化西方文学，使之中国化。西方理论资源孕育于西方特定的历史语境，当它被引入到中国时，随着载体的变更，其内在关系、意蕴必然发生某种变异。因为引入的过程，是一个双向同化的过程。梁实秋接受白璧德的善恶人性论来批评中国的文学，强调理性、注重“文学的美”的特殊的伦理批评特征，都是再造的表现。这里体现的不仅是理论在传播过程中的变异和转化，而且牵扯到种种隐性的文化传统及心理因素。“深刻的片面”已成为现代批评建构中对西方汲取的一大特色。如果换一种视角，也正是因为这种经过中国理论家过滤了的“片面”、非原装的“西方”，才使理论得以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而不致成为无根的浮萍，随时间推移而消逝其生命力。②这当然是梁实秋的优势之处，但是因为其严重忽视了革命性质的因素加上自己内在理论的模糊性，他的这种“嫁接”与改造在一定程度了没有符合中国文学批评的现实，而仅仅沦为了一种抽象的人性论。
社会现象评论范文 第6篇
关键词：大学理念；学术自由；大学教育；民族精神；市场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大学教育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一方面办学规模迅速扩大，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另一方面，社会发展对太学的需求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人们对大学的期望值在不断地提高……于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最为重要的时代背景下，大学又面临着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大学与社会的关系不仅出现了在近代和现代历史条件下完全不同的模式，而且这一关系对我国的总体发展也显得日益重要，也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重新认识并努力解决的重要问题。青年学者孙冰红选取了“大学教育与社会发展”这一重大课题来进行研究与探讨，显然是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
社会现象评论范文 第7篇
1、参与面广。
本次教研活动达到了全员参与的目的，更难得的是孔校和冯校的参与，家长的参与。截止xx月xx日止，共有帖子xx个，其中家长就有xx个，初步达到了我们预期的目标。
2、有步骤地展开和深入了xx个话题的讨论。
（1）“分层教学，你有哪些困惑？哪些经验和想法？”
（2）“在线作业能否实现分层要求、分层达标的目的？”
20xx年7月至8月上旬，我在电视台新闻评论部进行实习。在《视点》栏目做一名实习记者。
《视点》(原《社会观察》，新闻评论部主办)
1、栏目定位：
深度报道的新闻专题节目。以新闻调查和新闻评论为主要形式。关注社会焦点、评述热门话题、追踪重大时事、透析社会现象、开展舆论监督。
2、栏目风格：
庄重平和，注重理性，视野广阔，内容深邃，凸现思辩色彩，体现人文关怀。
3、栏目周期与长度：
每周5期，每期10分钟。
在《视点》实习期间，每天的主要工作是在办公室阅读大量的新闻报刊及相关书籍，目的是可以更快更好的掌握时下的新闻资讯，提高政治及新闻素养。此外，要跟随记者工作，从节目选题.列纲.采访到后期采编.写稿直至最后成形。
新闻记者除了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水平以及广阔的视角和新闻敏感度以外，还应该具备的素质包括：不断学习的习惯;追求真相的执着;客观公正的态度;准确朴实的文风;甘于吃苦的精神;丰富广博的学识;宽容善良的情怀;尚俭守德的品格。在采访之前一定要做好功课，设计整个采访的流程及问题。其中，暗访是《视点》栏目常用的一种手段，通常也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记者暗访之前，应当做到以下几点：
一、要了解清楚需要暗访事件的线索是否准确无误?
二、要了解清楚该事件于何时进入暗访比较适宜?
四、准备稳妥暗访需要的合法采访器材
五、提前拉出需要暗访内容的提纲
六、提前看妥遇到紧急情况时的安全退路
七、提前学学或弄明白需要暗访内容所涉及到的相关知识、行业术语及法律规定
八、要考虑到几种万一发生的意外情况，如何应付?
九、进入暗访现场后，要保持冷静，避免落掉需要了解的内容，以免重复暗访
十、暗访之后，是否需要通知有关部门必须妥善考虑能否走风和涉及到压稿的问题
十一、重大采访话题，最好一次成稿，避免人为干预造成有头无尾式的报道
十二、必须注意暗访的内容及具体安排等，不能让太多的人知情，必要时应和部主任或总编单线连系。
十三、根据具体情况，扮演适合于暗访场所的身份，但不能假扮国家工作人员身份。
时事评论背景：
“要以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识、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广开进贤之路，把各方面知识分子凝聚起来，聚天下英才而用之。”3月4日，在看望政协委员并参加联组会时，再度重申凝聚人才对于党和国家事业的重大意义，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时事评论观点：
“尚贤者，政之本也”“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选贤任能、群贤毕至，是国家兴旺发达的重要基础;得人者兴、失人者崩，是一条宝贵的历史经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将选人用人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不仅是一种良好的执政理念与政治智慧，更是推动事业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的必然选择。
人才从来都是国家发展最重要的资源之一。新中国成立近70年来，无论是在一穷二白的建设年代，还是大国崛起的关键时期，我们党都十分注重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1955年，被誉为“一个人顶五个师”的火箭专家钱学森回到祖国，为当时中国开展导弹研制打开了希望之门。今天，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走向复兴的中国已经站在了新的创新风口，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渴求人才，尤其是那些拥有世界眼光、游刃于时代前沿的创新型、领军型人才。
如果说爱才、惜才体现为一种价值观，那么如何聚才、用才更考验治理能力。列宁有句名言：“要研究人，要寻找能干的干部。现在关键就在这里：没有这一点，一切命令和决议只不过是些肮脏的废纸而已。”粟裕一步步由士兵成长至将军，既没上过军校也未曾出国留学，但在战争实践中积累出非凡的军事才能;解放战争时期， *** 同志对粟裕大胆任用、充分信任，堪称使用人才的典范。这启示我们，不仅应尽可能敞开进贤之门，让有真才实学者脱颖而出，还要放手使用，给他们创造一展所长的舞台。
激发人才优势、释放人才红利，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现实中，少数人对人才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个别地方在选人用人方面还存在着不少“潜规则”;还有一种潜在的浪费，是只重视引进人才，却不注重人尽其才，甚至把费大气力引进的人才当成摆设。因此，我们还需要进一步重视探索人才规律、不断创新用人机制，构建一整套符合时代要求的人才制度体系。
曾几何时，我们有过“搞导弹不如卖茶叶蛋”的喟叹。今天，这样的困惑已一去不复返。在发展由创新标注、创新由人才驱动的时代背景下，全社会对知识、创造和人才的渴求越来越强。新世纪以来尤其是党的以来，我国顺应这一历史趋势，逐步完善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无论是万众瞩目的“万人计划”，还是一浪高过一浪的“海归潮”，创造最佳条件去吸引人才，已经成为社会共识。10年前，中国每送出去3个留学生只能迎回1人。如今，我们已越来越接近人才“进大于出”的历史拐点。
“伟大的事业，决定了我们更加需要知识和知识分子，更加需要知识分子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多作贡献。”我国知识分子历来有浓厚的家国情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重道义、勇担当，只要让识才、爱才、用才、容才、聚才的空气充盈整个社会空间，我们就一定能引导人才汇集成奔流的江海，真正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评价，顾名思义，就是对价值的评论。
虽然这种意义在生活中略有不同，但却是相似的。在我看来，评价有三个阶段:评价、评价、自我评价。
古代君王只要是正面人物，在电视剧和史书里都注重评价。这里真的应该重视评价吗？我觉得这个想法是片面的。
或者从三种分类理论的评价来看。第一选择是被评价。按照大家对评价的想法，我想大家都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一环。也是一个应该一个个仔细阅读的问题。评估。这真的很好，但现实中，人们往往无法信任和采纳自己不喜欢的评价。就像一个文言文，古代美男比徐工漂亮，问老婆，老婆私；问嫔妃，嫔妃惧也；问客人，他们要什么就要什么。所以，一个人即使真的想听他的客观评论，也不一定能找到。所以他的评论最不容易被人听，也不存在重视的问题。
至于评价，评价就是评价别人。评价别人似乎很容易，但事实并非如此。评价别人需要谨慎严谨。如果说错了话，让被评价的人感到不舒服，就会导致双方关系僵化。过分吹捧的话，听起来是假的，会被认为是对别人的企图。所以要重视别人的评价，客观评价语言要委婉，不要失去初衷。这也算是可以一起评判的两个人之一，是提升他人和自己地位的小重心。所以对别人的评价也要给予应有的重视。
开门见山的说，我觉得最重要的评价是在角落里被忽略，容易被忽略的自我评价。自我评价和自我评价往往被大家遗忘。就算每天背三省，真正能做的也很少。
首先，自我评价是我们自己的主观评价。但是在自我评估中，大家都知道欺骗自己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才会真正的审视自己。也是自我评估的优势，为自己检查和填补空白。通过自我评估，我们可以正视和改善自己的不足，从而提高自己。
其次，自我评估可以提高自信心。既然自我评价是对自己的正面评价，就不可能只看到自己的缺点。这是自我评价的第二个妙用，充分发掘自己的长处，发挥自己的长处，改变自己的自卑，做一个自信向上的人。
最后，自我评估是为了规范行为。自我评估可以引导和约束行为，以一个犯人为例。如果犯人有自我评估，他会在违法前知道自己认为什么是违背道德和法律约束的，所以不会做错什么，说明自我评估很重要。即使是自己，不管是孩子，成年人，学生，还是父母，如果经常评价自己，肯定是清醒的，不会做自己以为会做的错事。
有时候，评价就是这么简单，每天只需要听几句，说几句，想几句。古人期望别人错误地检查自己，完成了一种自我评价。
自我评价就像一面镜子，清晰地展现出真实的自己。
被评价就像一盏灯，客观地照亮自己，提升自己，升华自己。
评价就像一份礼物，送人玫瑰，送手一股余香。
一、时评类作文写作技巧
（一）时评的特点：时评的主要特征是“评”，就事评事，就事说理。时评通常以时事为评论对象，针对着一件具体的事来评说
（二）时评基本写作模式
(1)引材料：引用材料，概述新闻事实或社会现象。
(2)析材料，针对新闻事实或社会现象加以多角度、多层次评析，分析造成某一现象的原因，揭示现象背后所隐藏的实质。(就事论事，一事一议，是全文的重点)
(3)联现实：联系实际说道理，或解决问题(即揭示出造成某一社会现象的原因后，探求一定的解决问题的手段)
(4)得结论：针对新闻事实或社会现象，在评析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强化自己的观点。
（三）怎样把时评文章写好?
1、学会就事评事
写时评，主要是评事，旗帜鲜明地发表自己对某件事或某现象的看法，或褒或贬，实话实说。
写时评，不要像写一般议论文那样，为论*中心论点而忙于找论据，查资料。写时评，最需要的是集中精力对所评之“事”作出分析思考，形成自己的看法。
评事可以有多种思路：
（1）评事的对错，如果认为这事是对的，还可以进一步指出这事的意义，有哪些好的影响，等等;如果认为这事是错的，则可以进一步指出这事错在哪里，会造成哪些不良后果，等等。
（2）评事的成因，分析出现此事的种种原因。
（3）反思此事的教训。
（4）提出解决此事的办法。
评“事”可以不限于一点或一个角度
一个完整的短视频运营方案，包含的内容有：
一、方案目的
做这个短视频账号，或者账号矩阵，是为了什么。这个需要和具体的产品或者服务相结合。如果有能变现的产品和服务，就需要把在短视频账号运营当中体现出重点要转化的产品或服务。
方案目的要唯一，要具体，要纯粹。赚钱与情怀一般来说是冲突的，要有所取舍。
二、目标用户群体和账号内容定位
这部分需要讲清楚面向什么人群做内容，内容满足了目标用户群的什么需求。具体可以通过分析竞品账号，对典型的目标用户进行深度访谈来实现。定位不是一步到位的，可能需要多次调整。但是一开始要有一个方向，免得漫无目的。重复试错也得是在一定基础上做迭代才有价值。没有方向的试错，是瞎胡混。
如何分析一个竞品账号，推测内容团队大小，生产流程，选题方向，目标用户群特征，变现和转化，粉丝运营等，这个需要多练习，把一个完整的短视频运营方案做填空题，就能复原对方的运营思路。当然还可以直接去搜索相关资料，去问对方的运营人员，去请教业内人士等。
三、账号装修和内容生产.
这部分是重点。账号装修，思路可以参考个人微信号的整体装修思路，也可以参考qq空间的装修思路。头像，昵称，主页封面图，个人签名/简介等。
内容生产方面，我要着重强调一下，就是把每次段子更新，都做到智能手机新品发布会那样细致。
一个完整的视频段子作品，段子本身只是其中一环。除了段子还有好几个方面。
一个完整的短视频包含10大要素
1)视频段子：结构紧凑，越短越好，人物正脸，情感激发，情绪唤起，身份认同，社交货币，情节冲突与反转，热门梗和配乐的加成，引发争议评论。段子内容在下方详细展开。
2)封面和字幕：封面风格统一，字幕醒目略带悬疑启发好奇心。注意封面图片和文字设置，统一风格，打开主页以后整齐划一的感觉。
3)配乐/原声：允许使用文我的作品原声。热门元素的使用，原声标签也是一个重要的流量入口。
4)标签：热门标签是重要的流量入口。自创标签约等于封闭的流量池。官方活动也是通过标签
5)视频简介文字：引发评论，点赞，互动，转发。还可以@某个特定的账号，做账号联动。
6)同框拍摄：允许别人跟我拍同框。一个独有的流量入口，有转发和展现的功能。
8)更新投放时间：特定的投放时间，启动播放量不一样。
9)评论区互动：评论区互动，评论点赞，可以带来二次页面打开。神评论也是一种有获得感的体验。
社会现象评论范文 第8篇
生态环境()原来是自然科学术语，主要用来描述任何有机体的生长环境。但在20世纪20年代，以美国芝加哥学派的派克(R·F·Park)和蒲基斯(E·w·Burgurs)为先锋，借用自然科学中动植物生态学的概念、术语，对人类社会的生存环境进行了系统分析。他们认为：“从功能理论之生态观点而言，任何经济、文化、政治和行政制度等皆为一有生命的个体，是经过一段漫长的成长过程渐渐演进而来的。也就是说在生命的个体之间，以及生物与环境之间都有一种功能的相互依赖关系。”这种与自然环境相对称的社会客观存在被称为社会生态环境，它主要包括三大社会系统：社会经济系统、社会政治系统和社会文化系统。
政府绩效是指政府在社会管理活动中的结果、效益及其管理工作效率、效能，是政府在行使其功能、实现其意志过程中体现出的管理能力；或者说，政府绩效评估是指对政府管理过程中投入、产出、中期成果与最终成果所反映的绩效进行评价和划分等级。政府绩效评估作为改进行政管理的关键一环，成为一项重大的政治活动而蓬勃展开。由此，加强和完善政府绩效评估制度无疑是政府部门职能转变的一个强大而有效的推动力。
正如一切事物都必然生长于特定的生态环境之中一样，政府绩效评估制度也丝毫不能例外。社会生态环境是政府绩效评估制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政府效绩评估制度必然和周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存在着一种功能上的依赖关系，但又受到其制约。从一定意义上理解，政府绩效评估制度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不断适应和不断克服社会生态环境制约的过程。
二、经济生态环境的制约
经济生态环境是指社会的经济活动方式及其经济力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一个社会的整体发展程度。作为评估政府管理能力的政府绩效评估制度必然植根于特定的经济基础，并本文由/整理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当前，我国经济生态环境对政府绩效评估制度的制约主要表现为经济体制类型、政府财政和预算体制。
(一)经济体制类型不同决定了政府职能范围不同，从而决定了政府绩效评估标准不同
计划经济体制要求建立起单一的全民所有制，排斥私人资本及其经营；政府对全社会高度集中统一管理，则政府的绩效就由政府对全社会集中统一管理的绩效决定，并由此形成了一整套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政府绩效评估体制。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引起了政府规模、结构、职能以及行政原则、行政观念、行政价值、行政信息、行政情感、行政思维和行为方式的一系列变化，而经济模式的转移也带给政府绩效评估体制根本性的冲击。政府绩效评估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政府职能转变为中心对原有评估体制进行了改革。但在经济体制转型期我国政府职能还存在着政企不分、政事不分、政社不分的弊端，出现了政府职能的缺位、越位和错位等现象，这给政府部门的绩效考评造成了很大困难。政府到底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虽然历经数次机构改革，目前仍然没有确定，特别是市县以下政府仍面临部门职能不断调整的不确定环境，在实际考评中仍然沿用计划经济时代的指标，将诸如创卫、综合治理、计划生育、精神文明建设等各种评估或考评与对部门工作业绩的考评混合，以致出现无论考评结果如何好，一票否决的项目都可将其业绩通盘否定的情况。
(二)我国目前的政府财政使绩效评估遭遇内部动力障碍
当前，我国各级政府的财政并不宽裕，评估所需的成本对财政形成新的压力。绩效评估是一个耗费资源的过程，需要投入相当数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但由于评估工作及其价值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和认同，国家没有单独的评估经费拨款，评估费用大都摊入具体的公共项目中，且许多地方政府部门为了保证其推行的公共项目顺利完成，往往不愿意将有限的资源用于评估工作，致使评估的资金投入不足。这样，由于缺乏充足的财政资金，一些地方政府绩效评估常常难以为继。
另一方面，我国现行的是以分税制为核心的财政体制，即本着一级政府、一级财政以及财权与事权相统一的原则，划分_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政支出范围。但是，我国现行的财政体制与政府体制却并不配套，基层政府没有独立的财政地位，取消农业税后，县乡几乎没有可靠的收人来源；现在国家虽然明显增加了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但许多历史“欠账”却不是马上可以偿清的；没有财政的良好支持，政府无法正常运行；这种事权与财权的不对应引发了多重矛盾，当然也严重影响政府管理目标的实现。如果在现行的财政体制下考评政府绩效，特别是评估基层政府的工作，结果也不可能是科学、合理的。
(三)惩罚节约的预算体制使政府绩效评估流于形式
在我国，财政部门根据各个部门申报的投人以及结合上一年度的拨款使用状况来分配预算。如果当年的拨款本文由/整理用不完，剩余的将会失效，来年的预算将会减少，资金将被分配到其他“需要”的地方去；相反，如果预算超支，下一年度反而会得到更多的财政拨款。节约资金意味着来年的拨款减少，于是很多部门在年度即将结束时，都会陷入“为了花钱而花钱”的疯狂状态。在这种预算体制下，绩效的提高和节约成本不仅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收益，反而面临着预算被削减的危险。于是，政府各部门都把办事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扩大自己的困难，谁也不愿意少花钱而把事情办好。政府绩效评估旨在提高政府业绩，但如果政府机构不能从重视产出、节约成本、提高业绩中获得利益回报，那么政府绩效评估就会流于形式。
三、政治生态环境的制约
政府绩效评估体制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的各项机制的运作和功能的实现最直接地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政治生态环境对政府绩效评估的制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作保障，评估多处于自发状态，没有规划，减弱了政府绩效评估机制的作用一方面，我国目前还没有政府绩效评估方面的专门立法，相关立法也只是涉及某一具体领域的绩效评估立法。由于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作为制度保障，缺乏较具体的、可操作的政策性指导，各地开展的绩效评估工作完全处于一种放任自流的状态，形式五花八门，结果绩效评估工作难以在政府部门全面系统地推进，缺乏整体的战略规划；而且由于绩效评估的实施方法互不统一，难以相互比较和进行经验交流。另一方面，把绩效评估看成是一个短期行为，没有建立长效机制，这就导致了运动式的行政管理，领导者难以把工作重点放在政府绩效的持续改进上。政府绩效评估的非规范化导致评估中的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许多大检查、大评比不仅没有取得效果，而且使这种检查、评比成为基层政府的一种负担，某些检查团成员索要礼品、收受贿赂的行为更是直接损害政府形象。
(二)评估以官方为主。多是上级对下级的评估，缺乏社会公众和社会评估机构对政府以及政府内部的自身评估
我国现有政府体制层级结构分明，为了同这种层级制相适应，对政府的考评主要实行上级对下级的层层考评。这种自上而下的评估虽然有利于实现一定的引导和监督目的，但在实践过程中却导致了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只唯上不唯实、“政绩”做给上级看的现象，从而导致了评估结果失真、评估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这不仅无助于政府绩效的提升，相反却损害了政府的形象。由于评估程序公开度不够，缺乏公众和大众媒体的积极介入，就难以形成有效的监督系统，而仅靠政府自我监督则难以达到有效的督促效果，评估的结果往往也是报喜不报忧。
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绩效评估往往是由民间自发进行，特别是在一些大的基金会的资助下，由一些大学、研究机构或媒体来组织进行。社会自发成立的评估机构的作用在于：一方面，由于其具有独立性，使得评估的结果更加客观、公正，而客观、公正是评估结果发挥作用的基础；另一方面，由于评估主体多元化的存在，可以弥补单一政府绩效评估的不足，特别是当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本身存在较大缺陷的时候。而且，社会评估还具有及时反映公众需要、促进地方政府创新的独特功能。2004年12月18日，我国第一家民间政府绩效评估机构——中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价中心在兰州大学成立。这表明中国开始有了独立的、专门的民间评估机构，意味着社会开始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对地方政府绩效的评估，参与地方的发展。但从目前情况来看，我国民间评估力量的发展还很不成熟，评估方法和评估指标的科学性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三)政府机构改革的困境给政府绩效评估带来刚性约束
机构是职能的载体，政府职能不同则所设机构肯定就不同，所以，政府职能转变必然要求机构改革。改革以来的20多年时间里，我国曾进行了多次政府机构改革，但改革的成效却并不明显，主要原因是机构改革总是把解决财政压力放在首位，机构改革的重点也是精简机构和人员，如1998年进行的机构改革甚至明确提出了精简比例。但是，如果从绩效管理的视角看政府机构改革，机构改革就不应该是简单地做“加减法”，而应该立足于整合各个机构的职能。党委、人大、政府等序列机构性质不同。静态看，它们各有职权，分工明确；但在中国特色的_结构中实际运作却会出现职能重复、交叉的状况，而且越到基层，各机构职能交叉的弊端就越明显。不论行政管理幅度大小、工作多少，都与上级政府设置同样数量的机构，这本身就不是经济的选择。再加上各序列机构的职权边界不清，党政主要领导人的工作作风不同，工作成本就被大大增加了。所以，如果不先整合机构，解决机构重叠的问题，就在现有机构的基础上设计评估指标，那么设计出来的指标体系科学性将难以得到保证，评估的实效性也难以得到体现。只有在减少管理层次、理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等各序列权力机构管理关系的前提下，才能实现真正科学合理、具有实效性的政府绩效评估。“十一五”规划已经对政府机构改革进行了论述，即“深化机构改革，优化组织结构，减少行政层级，理顺职责分工，推进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
四、文化生态环境的制约
所谓文化生态主要是指一个机构或一项制度所赖以存在的社会思想意识、文化心态和观念形态的总和，它是社会成员在社会化过程中长期积淀而形成的一种较为稳定的价值取向。在现实中，一项改革方案能否顺利实施或取得成效，并不仅仅取决于方案是否完备或是否符合理性的设计，而是取决于方案是否被大多数参与改革者所认同和接受，也就是说深受文化生态的影响和制约。在文化生态的诸要素中，与我国历史发展有密切联系的中国传统文化对政府绩效评估制度的制约最为明显。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情至上”原则使政府绩效评估制度失灵
中国传统文化看重人性。如孔子讲性相近、孟子讲性善、荀子讲性恶以及《三字经》开始便说“人之初，性本善”等等。但中国人的人性不是偏于理智，而是偏于情感；人性中情是主要的，智是次要的。这种“人情至上”的精神融入到行政中，使政府在管理的诸多环节中注重亲缘血缘关系，讲情面、论义气，将工作关系、契约关系与私人的情谊关系联在一起，因人情破坏原则规范的现象时有发生。很显然，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再健全，如果还是以“人情”作为利益分配和调节的工具，终将归于失灵。(二)中国传统文化重感情、轻理性。重人的德行、轻科学的技术方法，导致政府绩效评估理论不足、评估程序不规范以及评估结果不够科学
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典型特点就是在思维上重视感情因素，缺乏纯理性的分析，而重感情、轻理性必然重经验轻理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大多属于对当时生产经验的直接记录和对自然现象的直接描写，极少有科学理论的探索与规律的发现。这种传统文化延续至今，对我们的政府绩效评估同样产生了不良影响，理论界对政府绩效评估的评估理论研究不足，仅一味地引进“先进方法”而忽视对评估理论本身的研究，致使我国的政府绩效评估缺乏理论根基。另外，我国自古就重伦理、重德行，对科学技术重视不足。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每一种发明创造都要经过伦理规范的检验，这样，中国古代的这种轻视科学反应在政府绩效评估上，就造成了评估程序不规范，流于形式；评估方法多为定性，较少采取定量方法；评估结果不够科学。
(三)中国传统文化重中庸、轻竞争。重“官本位”思想、轻“民本”思想。造成了政府缺乏竞争意识。导致了政府绩效评估常常忽视人民群众的意愿
源于西方的政府绩效评估追求效率、效益，提倡竞争，充分发挥个人和组织的能力，适者生存。而我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崇尚“和”，提倡“和为贵”，避免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以维护社会稳定；这一思想与政府绩效评估的目标背道而驰，因为本着“和”的原则，当评估结果有损下属颜面时，领导就大事化小，不将评估结果公布于众，这样评估的反馈作用得不到实现，严重影响了绩效评估的实施。另一方面，我们现有的一些政府官员“官本位”思想严重，可以说某种程度上支配着他们的行为选择，造成了这些政府官员缺少服务于民的意识，这给政府绩效评估的实施带来不少困难。其主要表现在一些政府和部门把引入和实施政府绩效评估作为一种“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在目标制定中没有把服务于人民群众作为评估的一项重要指标。这种“形象包装”式的政府绩效评估必将会导致形式主义泛滥、公信力下降、作用失效，最终使政府绩效评估演变成劳民伤财的举措。
五、结论
社会现象评论范文 第9篇
这印象就是：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学界批评和研究同时代作家作品，在1960年代初和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达到了两个小高潮，此前此后都不曾有过。
这里仅以上述两个时期对柳青《创业史》的评论与研究为例，但暂且不展开介绍具体的批评与研究论著，而仅限于当时一些批评家和研究者读解这部作品的一般态度和方法――他们的批评与研究成果与读解作家作品的一般态度与方法是分不开的――所以只能说是“一个模糊印象”。
1960年代初和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涌现了不少对《创业史》第一部、第二部的精辟论著。山东大学中文系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卷》（1979年4月印刷，内部参考用书），西北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编《评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7月1版），孟广来、牛运清先生合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就是很好的见证。还有不少专著没有收入上述三本评论资料集，如周天先生《小说第一部》（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年12月1版）、阎纲先生《与小说艺术》（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8月1版）、刘建军、蒙万夫、张长仓先生合著《论柳青的艺术观》（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8月1版）、中国青年出版社编《大写的人》（1982年12月1版）、徐文斗、孔范今先生合著《柳青创作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3月1版）、蒙万夫先生等著《柳青写作生涯》（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5月1版）、周天先生《论的艺术构思》（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11月1版）。其他单篇论更多。上述这些围绕《创业史》的论著，时隔五十和三十多年之后读来，还感到不无启迪。
我不想造成误会，说上述两个时段是柳青乃至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和研究的黄金年代。我不敢做这种大判断。那两个时段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的整体状况的混乱与严峻是无需多说的。我只想强调，在上述两个时段，尽管外部环境混论而严峻，尽管现在更年轻的一辈学者批评家不太容易体会当时整个社会思想的禁锢，但当时的批评家和研究者们对当下文学投入的精力和热情，尤其在研读具体作品时那种虚怀若谷的态度，细致入微的方法，朴实贴切的语言，相互论难的坦诚，和与之相应的专业水准，以及这一切所显示的那一代学者评论家们对我国文学事业由衷的喜爱和关切，着实令人不胜神往之至。
也许，这跟那两个历史时段政治上一度出现的相对宽松、思想文化领域虽然经过多次严酷风暴但仍然葆有去“古”未远并且对将来亦然寄予厚望的健朗质朴之风有关，也许那时候可谈论的精品力作不多，评论和研究的大量资源集中投放于少数作家作品，容易出F精耕细作的局面。但不管怎样，这样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从“五四”到1940年代末，也出现了不少优秀批评家，但长篇小说研究与批评领域并没有出现这种批评氛围。1980年代中晚期“文学失去轰动效应”以来，评论界像前辈们当年那样以“搏虎之力”钻研某一部作品，始终将共同关心的问题本身置于眉睫之前，悃衔藁地表述各自的见解，开诚布公地交流彼此的观点的景象也日益罕见了。个别优秀论著不是没有，尤其对相关的文学史实的考证，因为时代关系，更有不少突破性的收获，但这一切暂时还很难形成气候，譬如可以让类似当年山东大学或西北大学中文系那样的学术机构再编出一部类似《评论集》那样高水平的单本小说评论集。1990年代以来，天津人民出版社、山东文艺出版社等推出过不少新时期以来涌现的重要作家的评论和研究资料，其中当然也不乏一些用心且颇见才识之作，但整体气象还是良莠不齐、功力不足、公心不够。
长篇小说研究更是如此。1960年代初和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人们研究一部成熟的长篇所持的标准十分清晰，就是看它的立意是否高远，主题是否深刻，信息量和整体气势是否巨大，反映社会生活达到了怎样程度的真实性，结构布局是否巧妙缜密，人物形象是否生动饱满，细节和场面描写是否到位，语言是否鲜活、丰富、精准并富有创造性。因为批评的标准十分清晰，就很难掺假，很难将廉价的褒词送给明显粗糙单薄虚假幼稚的作品。这是那两个时代的文学批评与研究所显示的一般态度与方法，至于在这过程中产生的“现实主义”“写真实”“人民性”“世界观与创作方法”“形象思维”“人物性格”“典型”“介入生活”“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和“现代派”“意识流”“人道主义”“异化”“主体性”“小说叙事模式和语言变革”等文学观念层面的思考，都是当代文学史上的重大命题，至今还无法绕过。
磨刀石和锋刃是相互作用的关系。长篇小说批评标准清晰稳定，一方面源于批评家们的文学修养与敬业精神，同时也因为有了《创业史》等作品的砥砺，批评标准才一再获得来自作品的验证与矫正，益发可以落到实处。在围绕柳青《创业史》的批评与创作的良性互动中，涌现出张钟、严家炎、何西来（当时笔名何文轩）、杜书瀛、李子云、阎纲、张炯、黄曼君、余恕诚、陈辽、吴中杰、孔范今、徐文斗、蔡葵、卜林非、蒙万夫等一大批关注当代文学发展的优秀学者和批评家，也就不难理解。他们中间绝大部分后来继续研究当代以至现代中国文学，有的转向古代文学和文艺理论研究，都成果斐然，成为一代名家。这跟他们当初深入热忱地研读像《创业史》这样带着当代社会生活和文学创造体温的杰作时所获得的文学体验是分不开的。对文学学科的学者来说，有没有这种体验大不一样。
现在不同了。我们的文艺理论越来越深奥，我们的文学观念越来越翻空出奇，我们的批评话语越来越花样百出，而我们对一部长篇小说的评价标准也越来越模糊。我们似乎总喜欢绕开上述清晰的评价标准，不屑再去谈论长篇小说的立意、主题、气势、信息量、真实性、结构布局、人物形象、细节和场面描写、语言包括作家的生活积累与艺术修养等基本问题，而喜欢另外借来或者制造出许多高深莫测的话题和同样高深莫测的理论话语。因为高深莫测，就不难为所欲为，就可以毫无顾忌地吹捧任何一部作品，最终导致批评生态急剧败坏。何以至此？我觉得不妨深思，再深思。
社会现象评论范文 第10篇
梁氏文学“革命”的目的是出于“新民”与“群治”之社会政治需要，他所认为的文学具有启蒙教化的巨大政治作用，抬高了文学不应有的身价与地位。这主要是出于一种社会政治和文化启蒙的基本思路:从社会政治角度思考文化思想革命，再从文化思想角度思考文学革命，最终形成社会政治革命、文化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三合一状态。这种从社会政治角度和文化思想角度从事文学革命(理论、批评、创作)的路数，具有社会—文化的双重性质和功能，并统一于“革命”的需要。五四时期，具有启蒙主义性质的社会—文化双重性的文学批评活动，在“文学革命”的新文学运动中得到更加现代化的具体展开，其主张、内涵、外延也更加丰富、开阔。因为在“文学革命”中，容纳了西方近代以来许多人文主义思想，既有“个体”、“个性”的一面，又有“民族”、“社会”的一面;既有滑向自由主义和个性主义的一面，又有倾向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意向的一面。因此，五四时期关于文学的文化批评，具有社会与文化的双重特质。只是在很短时间内，革命知识分子引入马克思主义思想，使这种社会和文化双重性的理论批评更加倾向于民族与社会群体，具有了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的“革命”特质。与此相应的是，五四前后的现实主义理论批评，一方面是“为人生”，一方面又是“为社会”，个人与群体、人生与社会总是交织在一起。后来，鲁迅将小说创作的目的表述为“改良社会”、“改良人生”，基本上道出了五四时期现实主义批评的基本目的:改良人生是为了改良社会，改良社会也是改良社会文化思想和政治现实。
1920年代末那场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以及太阳社和创造社青年批评家与以鲁迅、茅盾为首的资深批评家的论争，实际上也是社会—文化批评形态系统内不同思想倾向和批评类型的冲突。此后，社会—文化批评形态系统的思想文化型批评、社会历史批评才从启蒙主义、现实主义(为人生的人道主义)的政治隐蔽情状一跃将社会政治的现实目的凸显出来，并将那些并不怎么认同的资深批评家卷入这场“革命”潮流，调整了他们的批评视角、方法和标尺。社会—文化批评形态系统沿着文学革命、思想革命和政治革命的路径迈进的时候，已经从文化角度显示了其激进主义的文化“革命”立场和方式。这在五四时期就有复古派的反对，但在五四后的1922年起，一批迟到的来自美国哈佛大学白壁德门下的中国弟子们，打着“新人文主义”的旗号在东南大学以《学衡》为阵地，与新文化运动与新文学运动产生了学术文化冲突。新人文主义与此前的复古主义是不同的，他们是在学术和批评的意义上来反对文化激进主义，阐扬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新人文主义批评思想的，1930年代新月派理论家梁实秋将这一批评形态推至成熟，并且是在纯粹“批评”的范畴和意义上与左翼文学批评抗衡。从20年代以新人文主义抗衡五四的泛人文主义，到30年代以人性论抗衡左翼社会历史批评的阶级论，这是社会—文化批评形态系统中两种不同批评形态间不同批评思想的冲突，其焦点就是政治立场上的自由与限制，批评思想上的人性论与阶级论，批评范畴上的道德范畴与社会政治范畴上的对立。事实上，即使在社会历史批评形态中，也存在着不同倾向与风格的冲突，如40年代以胡风为代表的主观型现实主义与以茅盾为代表的客观型现实主义、以周扬为代表的政治型现实主义的冲突，也是三种不同倾向的社会历史批评的冲突，乃至到五六十年代，“现实主义深化”、“写中间人物”、“人情”和“人性”等理论批评话语也不时与泛政治的社会历史批评(包括庸俗社会学批评)产生了严重的冲突。
社会—文化批评形态系统在1980年生了很大变化，一是在80年代初期文学理论批评界的“拨乱反正”，清理“_”十年造成的理论混乱格局，恢复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创作潮流迭起，文学批评发挥着社会历史批评的主导作用，在诸如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人性与人道主义问题，现实主义问题的一系列讨论中，对文学新潮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批评，积极扶持文学新人，推动文学思潮乃至于整个文学的繁荣发展。社会历史批评在新时期文学发展繁荣进程中，以强烈的时代和社会使命感，以应有的胆识才略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一阶段，社会历史批评主体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较资深的批评家，他们集文艺界领导、报刊主持者和评论家于一身，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他们的批评余热，如冯牧、陈荒煤以及陈涌等批评家。另一部分是与新时期同步的中年批评家，他们以比较成熟而又开放的心态介入文学现实，坚持开放的现实主义理论观念，对同代和“知青”作家作品又有亲近感， 在推进文学新潮方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建树。
社会—文化批评形态系统在80年代的另一变化则与上述情况不同，一批在恢复高考后就读于大学的硕士研究生相继从80年代初走向专业研究之路，在现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领域，承接起五四启蒙主义文化与文学传统，对现当代文学中的一些尖锐问题，一些文学“禁区”进行了深刻的研究和批评，如被誉为现代文学研究第三代的王富仁、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杨义、季红真、陈思和、赵园、刘纳等。他们的批评大体上是以鲁迅、周作人、曹禺及五四文学的研究介入批评界的，“民族灵魂”是他们思考问题的焦点，启蒙主义是他们的基本批评立场，而“泛意识形态化”则是他们的基本批评观念和方法。这种批评显然与社会历史批评的“泛政治化”、“泛现实主义化”不同，他们对文学进行了“泛意识形态化”批评，以思想史、哲学、美学等范畴和视角对文学史上的文学现象做出重新理解和判断。[1]在“文化热”中，“泛意识形态化”的历史、文化批评思路，最容易转化到文化批评思路上来。
因此，“泛意识形态化”批评不久就转向了“泛文化”批评，进一步拓展了批评视野，“文化”既是他们的批评内涵，也是他们的批评对象。我们将这种不同于此前社会历史批评的这一形态称为历史文化批评，以示二者的联系和区别。“文化热”充分调动了批评家参与文化建构的热情，但最重要的是对批评视野、思维和视角的开拓和丰富。文化热中出现的“寻根文学”思潮，将批评目光引向地域文化，“京派”和“海派”，以及新近的“寻根小说”，成为批评关注的主要对象，此后又进一步拓展为对20世纪文学和地域文化、教育文化、出版文化和政治文化关系的批评阐释。不过，在文化热潮中，来自西方的文化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引起批评家的兴趣，乃至于拓展到比较文学领域，成为文学研究和批评的显要学问。早在闻一多时代就展开的文化人类学批评在时隔半世纪后有了足音，叶舒宪、萧兵、方克强等学者和批评家，成为这一批评形态的代表。这一批评形态已不同于上述的历史文化批评，而是从人类学角度对文学原型进行了一种文化批评，我们称之为文化原型批评形态。由上可见，社会文化批评系统在80年代以来的批评界，呈现出不断拓宽批评广度和不断深化批评深度的状态，显示了该批评系统的阐释空间和发展前景。
审美批评形态系统的初始可以追溯到世纪初与梁启超同时代的王国维的审美批评。王国维是在中西美学理论视域中来思考纯文学问题并展开其对《红楼梦》的批评的，他与梁启超视文学为政治工具的社会政治思路正好形成一个反向，即视文学为审美，从审美角度确立了文学的独立地位。尽管王国维在日后的影响不及梁启超那么显在，但他却是内在地发生着影响。五四时期创造社的现代浪漫主义倾向及此后的纯艺术批评，都在暗合着王国维的艺术审美思路。唯美主义在1920年代具有一定的文学市场，以创造社为主要阵营的新文学团体，明确打着“为艺术而艺术”的审美旗帜与文学研究会抗衡，争夺话语权力，体现着两种不同的批评形态的路向。审美和艺术的批评立场，在三四十年代主要表现在诗学中的艺术诗学批评、“纯诗批评”和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学批评中，如象征派、现代派、九叶派的诗学批评。不过，这一批评路向在文学批评中，尤其是在中国的三四十年代的批评实践中，主要表现为一种泛印象主义的批评形态。[2]这方面最直接的“元老”是周作人，他在“人的文学”表述中就流露出了“个人”的文化和文学立场，为他日后退居文学与人生合一的个人趣味的艺术天地作了埋伏。
当周作人的志趣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发生抵触，当他的理想难以实现时，在现实面前，他又退回到“穷则独善其身”的传统中去，经营起了“自己的园地”，“叛徒”之鬼隐去，“隐士”之鬼浮现。他所倡导的“主观的批评”、“创造的批评”及其“宽容”批评原则，对自由主义派别批评家亮出了导航的信号，直接开启了京派的印象主义批评。而在京派的印象主义批评中，批评理论代表人物朱光潜对王国维的审美批评进行了嫁接，形成了超越社会政治的审美文学观和批评观。在京派批评家中，朱光潜主要建构其批评理论，李健吾和沈从文等主要进行作家作品的实用批评;文体上既有“抒情的论文”和与此接近的感性形象的朱光潜的美学论文体，又有梁宗岱的诗学批评文体，萧乾和常风等的书评体，还有李长之的评传体。京派的印象主义批评对40年代的李广田等人的批评产生了很大影响，并有九叶派理论家袁可嘉的现代诗学批评的呼应。1980年代是一个思想大解放的年代，“政治”性和“革命”性的批评受到质疑，回归文学与回归批评的呼声在批评界广为流传，批评的自由独立意识渐趋强化，表现为对个性主义的向往和追求，对自我价值实现的愿望，对创造精神的崇尚。不过，这一时期的个性主义批评，既是对五四个性主义的呼应，也是超越，超越其理论视野，广泛吸纳西方近现代人文主义哲学和美学思想中的个性主义成分，形成一种“泛个性主义”或泛审美的批评形态。“首先它在思想内涵上不仅强化了康德美学的非功利原则以及尼采美学的非理性原则，还广泛接受了存在主义美学的个体自由原则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审美超越理论，但其主流仍是德国的浪漫美学。其次它接受了俄国形式主义和西方新批评等文论有关文学本体论的思想”，表现为“审美之维”和“本体论之维”。[3]这些批评思想资源，在当代青年一代批评家笔端，统合为个性自由思想和审美创造精神，其中除了德国浪漫思想外，还具有浓厚的现代主义意识。这种批评思想来源庞杂，范围广泛，不是一个完整严格的批评体系，在80年代的浪漫、自由文化语境中表现为泛个性主义形态。
泛个性主义批评实践产生于新时期文学初期关于“朦胧诗”讨论中的“新的美学原则”，这一批评形态总是对那些具有现代主义色彩的文学作品有亲近感，表现出“青年”文化色彩。特别是1985年文学新潮迭起，将泛个性主义批评推向高潮，应该说，批评对个性自我意识的张扬和对创新精神的崇尚，反过来又助长了新潮文学的繁盛发展。同时，“我所评论的就是我”的批评口号，“批评即选择”的一系列个性化批评观念的亮相，强化了批评的个性主体意识和独立自由意识，批评实践中感悟印象与理性分析的融合，充分展现了批评的个性化审美空间。当然，这其中也不乏个体感性或非理性“自由”的偏激，以及个性构成中的“深刻的片面”。
解构—重构批评形态系统产生于1980年代后期。当泛个性主义批评在接受西方现代主义批评信息的时候，以语言为中心的形式主义批评也在其关注视域中，特别是85新潮文学出现以后，形式主义的“语言”、“文本”成为青年批评家和作家共同向往的艺术境界。批评家以为“文本的语言事实存在就构成了文学作品本体存在”，“形式结构的构成也就具有了本体性的意义”，批评的对象置换为“应当以文学语言的创造和作品语言系统的生成为对象”[4]。文学批评由泛个性主义的“审美之维”切换为作品语言的“本体之维”。文学文体学、叙事学、语言学成为文体语言批评的“三学”，结构主义和叙事学成为这种批评形态的主导理论框架。正是由于文本语言批评是从泛个性主义批评转换而来，因此，在文学“形式”中往往留存着“个性”“社会”的因子，这预示着它有融合“文化”与“语言”于一体的可能，或走向中西融合的文本语言批评，或走向语言与文化融合的语言—文化批评。社会文化转型导致人文理想主义的边缘化，先锋文学所进行的语言游戏和通俗文学所进行的媚俗实践，西方后现代主义话语的引入，使得文本语言批评转向了具有后现代主义色彩的解构批评，如陈小明、王宁、张颐武、戴锦华等先锋批评家的批评实践。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那样，解构批评完成了三大转型，一是由社会学批评转向文化批评，二是由实用性批评转向学院型批评，三是由以作家为中心的批评模式向以批评家为中心转化。[5]因此，新文化批评的兴起源自于解构批评，如果说解构批评关注的是先锋文学、第三世界文化、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等话语的话，新文化批评的话语范围进一步扩大为汉语、语境、文化、性别、种族、民族、知识等话语，其关键词由“后现代主义”转换为“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等。新文化批评空间是十分广阔的，但引人注目的主要是对“汉语”文学现象的文化批评，如郑敏、张颐武、王一川等批评家对汉语文学现象的批评，以及“汉语批评”、“汉语文学”等批评话语;对文学的文化修辞论阐释，如王一川;对当代审美文化的关注，如姚文放等的“当代审美文化书系”，孟繁华、王德胜、高小康、周宪等的批评话语;对电子传媒文化的分析，如尹鸿、南帆、黄鸣奋等批评家的现代传媒文化批评;对当代文化现状的分析和思考，如汪晖、王岳川、陶东风等批评家的当代思想文化批评。由此可见，解构—重构批评形态系统在解构文学的社会历史内容与文学的学科边界过程中，沿着语言—文化的轨迹建构着自己的批评空间，始终与中国当代社会文化语境及其西方人文科学话语保持着一种互动关系。
在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形态系统中，社会—文化批评形态系统占据着主流地位，解构—重构批评形态系统预示着批评的最新走向。从总体上看，这个世纪文学批评形态的流变呈现出从泛政治到泛文化的基本走向，这一走向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息息相关，对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是文学批评形态流变的深层原因，即由对民族国家政治身份的认同走向对民族国家文化身份的认同，是对民族国家身份认同焦虑的反映。
参考文献:
[1]尹鸿，罗成琰，康林.现代文学研究的第三代:走向成功与面临挑战[J].文学评论，_，(5).
[2]景国劲.中国现代泛印象主义批评的文化品格[J].齐鲁学刊，2001，(2).
社会现象评论范文 第11篇
一、引言
何为翻译批评？各个流派的学者虽对翻译的概念提出了不同的定义，但对“什么是翻译批评”这一问题的回答也没有形成定论。在《中国翻译词典》中，给翻译批评下了的一个比较全面的定义：从广义上讲，翻译批评即参照一定的标准，对翻译过程及其译作质量与价值进行全面的评价，评价的标准因社会历史背景而异，评价的目的旨在促使译作最大限度的忠实于原作，并具有良好的社会价值。
二、翻译批评的重要性
作为人类最古老的跨文化交际活动之一，翻译是任何社会都必不可少的，而翻译事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翻译批评。季羡林曾指出：“翻译事业要发展，要健康的发展，真正起到促进中华文明发展的作用，就不能没有翻译批评”。
翻译批评不是翻译的附属品，也不能被简单视为应用翻译学的一个分支，而应该被理解为如纽马克（peter newmark）所言的“将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连接在一起的一个重要环节”。翻译批评的实践过程又必须以各种理论为基础，翻译批评是翻译理论的重要分支，也是翻译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翻译批评几乎可以说是整个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一把尺，对于翻译事业的建设和发展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翻译批评的监督功能
翻译批评的根本目的之一是提高翻译质量、促进翻译事业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健康发展。在此基础上，翻译批评的基本功能之一便是监督功能，由此派生的是对读者的引导功能和对译者的指导功能。
对读者的引导功能
译作的价值只有在读者的阅读、鉴赏、阐释、批评等一系列过程中才能得以实现。因此，翻译批评必须充分重视作为翻译最终服务对象的读者的重要地位，切实关注读者群体。
翻译活动不能被简单地视为一种语言的转换，而是通过理解使原文的意义得以再生，从而使作品在新的历史空间得到交流、展现、完善与延续。在这些方面，翻译批评者为读者提供一种或几种理解原文意义和译文意义的可能性，并鼓励和引导读者积极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进而促使更多的人喜爱翻译作品、关注翻译事业。
其次，多种译本的存在为翻译批评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也使其肩负的责任更加重大，引导读者阅读与鉴赏真正高质量、有价值的翻译作品，并通过开启复译的空间以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审美需求，这是翻译批评引导功能的重要体现。
对译者的指导功能
鲁迅在1934年的《再论重译》一文中指出，翻译批评的责任在于“或者培植，或者删除，使翻译界略免于芜杂”。“培植”和“删除”是批评的方法，根本目的在于“免于芜杂”，即保证翻译质量，避免翻译界良莠不齐的状况继续下去。关于翻译批评的监督功能对译者的指导，桂乾元提出了翻译批评的六大功能：
（1）帮助——“帮助译者提高翻译水平，甚至可以帮助译者具体提高某些基本功；帮助译者提高翻译理论修养；
（2）限制——限制粗制滥造、质量低劣的译作泛滥，甚至出版问世；
（3）扩大——扩大优秀译者的影响，促进翻译事业的繁荣；
（4）鼓励——鼓励译者不断努力，译出优秀的作品；
（5）监督——监督译者工作，促进他们认真负责地工作；
（6）促进——促进翻译事业健康、迅速的发展。
翻译远远不是单纯的语言现象，解释不仅是文字技巧和知识的把握，而更是译者对周围世界的意义一种选择。因而，鼓励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进行能动的再创造，促使翻译行为进一步走向成熟与自律。
四、翻译批评的社会功能
翻译批评的社会意义体现了翻译研究无法脱离社会实践、因而无法自闭于象牙塔中这样一种内在的性质，这是由翻译活动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何谓功能？文军在他的著作《科学翻译批评导论》中引入了价值这一概念，通过说明价值与功能的关系来说明什么是功能。“价值和功能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范畴。价值是功能的基础，功能是价值的表现形式，两者是统一的。批评价值实现的过程，也就是批评发挥功能并产生相应结果的过程。”科学翻译批评的功能反映的则是它对社会和个人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实际效果，并说明了这种效果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正向的还是负向的、显性的还是隐性的”（文军，2006：54）。
翻译的本质是实现跨文化的交际（范东生，2000）。语言作为文化结构中的一个重要成分，承载了一个文化的信息。交流时语言和语言之间并不直接相通，必须借助翻译。两种语言的交际实际上就是两种文化的交际，交际不仅仅是口头上的，也要通过书面的，通过一些翻译作品，让读者间接与另外一种文化进行交际，这就需要翻译。所以翻译批评在于使这些用来进行跨文化交际的作品更加的优秀，对于文化的传播也起到了一个监督和促进的作用。翻译批评的根本性任务就是检视翻译实践的跨文化交际效果。这就是翻译批评的社会功能。
社会现象评论范文 第12篇
有人把新闻区分为两种不同特质的信息：以消息报道为主的事实信息，以新闻评论为主的理性信息。这个界定是比较恰当的。新闻评论作为社会需要的理性信息，其价值必然首先体现在评论选题的思想性上。不利于展现思想性，或者思想深度不够，不能有效推进思想进步、传播思想亮点的评论选题，就不可能具备颇有分量的思想价值。新闻评论的论说文体裁特征，决定了只有思想价值含量高的评论选题，才有可能创作出新闻评论的上乘之作。人的行为，社会的运转和发展，均源于人的思想。但新闻评论选题的思想价值，所关注所追求的，不是个体的人和局部的社会的行为及其运作思维，而是能够影响一代人、几代人的观念与行为方式的思想，能够影响、制约社会整体发展轨迹与进程的思想。这样的选题一经确定，便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据其创作的评论，必然具备引导人们对重大问题正确思考的品质，不仅释疑解惑，还能指明方向和道路。这样的新闻评论给予人们的，是一种思想家式的忠告与奉献：对事物间联系的客观分析，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把握，对未来的高瞻远瞩。每一个受用这种奉献的人，就能清醒地面对一个理性清晰的世界。清代政论家王韬，于1874年在他所主笔的《循环日报》上发表的《变法》和《变法自强》等政论文，就堪称思想价值很高的评论选题。19世纪70年代的清王朝，江河日下，内外交困，帝国主义列强像一群饿狼，疯狂地撕啃着中国这块猎物。王韬在他的评论中，主张不能拘于先王之法，要因时制宜，思变图强。这种“变法”思想，比康有为、梁启超早20年，震撼当世朝野，成为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先声，为探索民族独立、发展民族资本主义，起到了积极的启蒙作用。实际上，这种以“变法”为评论选题所传播的思想价值，是超越历史与国界的，至今仍发挥着警醒世人的作用。中国欲转弱为强，与西方“比权量力”，关键就在一个“变”字，“穷则变，变则通”；中国30年的改革历程，当今正在进行的新一轮改革，不正与这些以改图变的思想精神一脉相承吗？
二、评论选题要紧扣热点、焦点和疑点，及时传递理性思考的时代价值
新闻评论选题的时代价值，首先体现在选题的现实针对性。现实的社会普遍状态，现实的重大事件，当前百姓关注的热点、焦点、疑点问题，流行思潮时尚及趋势等，是发现和提炼新闻评论选题的主选范围。在这样的范围内确定的评论选题，容易引起受众的关注与兴趣，论述所及，一般是大众盼望的现实诸问题之本质和现实之惑的解答。这样的选题，源于现实生活与百姓所思所虑的结合点；由这类选题创作的新闻评论，给大众的感受，往往是他认识和适应现实生活的不可多得的良师益友，他们甚至可能据以采取行动，从被动地适应现实跃进到主动积极地创造生活。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征，因而每个时代关注的热点、焦点、疑点、难点，都各有不同。把握选题的时代价值标准，就需要有敏锐而准确地发现这些热点、焦点、疑点、难点的能力。一事当前，有没有评论的必要；一种事物表象的背后，是否涵盖着深刻的本质；一种时尚或潮流乍起，是否代表着时代的主流和前进的方向。在这样的思考中选定的评论选题，一般都带有时代特色；对这类问题的探讨与追问，往往就能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方略，医治现实弊症的新药，解答现实疑惑的钥匙。
三、评论选题要以人为本，坚守并传播普适的社会价值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有些价值观念是相对固定的，不因时代的变迁而变迁，不因_的更替而更替，成为超越地域、民族、历史时限、意识形态的社会行为、人的行为的评判标准。这样的价值观念，实际上就是整个人类认同的公理。如果选定的新闻评论选题恰好包含了这样的价值观念，也就具备了有普遍意义的社会价值。爱好和平，反对不义战争；维护人的尊严，谴责屠戮与暴力；追求公正公平，鄙视欺凌弱者；崇尚忠贞爱情，鞭挞淫邪；呼唤扶危济困、见义勇为，批评冷漠处世、苟且偷生……这在任何时代，都是民心所向，百姓所求，是普遍认同的社会道义标准，即使是逆历史而动的统治者及其政治制度，也不敢明目张胆对此妄言否定。现代文明社会，更有责任和义务完善并张扬这类积极的社会道义标准，使之成为推进社会文明的动力之一。我们在选择、确定新闻评论选题的时候，应该力争做到，既要睁大眼睛捕捉那些能体现社会普遍价值观念的相关世象，又能自觉运用大众公认的社会行为标准对拟选的评论选题加以甄别与衡量。当一个新闻评论选题，能够对某种社会世象或具普遍意义的社会个案展开爱憎分明、充满理性的评判，并由此引起大多数人的共鸣，引发社会的积极思考，就可以认定它具备了一定分量的社会价值，或曰它是有社会价值的新闻评论选题。1994年，南京发生一起骇人听闻的雇主摧残保姆事件，虽是个案，但它是向社会公理的挑战，直接关乎生命尊严和人格平等，许多媒体以此为选题进行评论，对雇主非人道的恶行予以抨击。这种评论选题的社会价值，就在于它郑重地重申了一个简单而又神圣的公理：地位、身份、财富的差别，不能动摇人格平等，更不能决定生命的贵贱，并据此赋予一个生命可以任意摧残另一个生命的权力。对弱者的同情、声援与资助，对愚昧、落后、邪恶的揭露与控诉，通常也成为新闻评论的选题，向社会传达真善美的呼唤，播撒文明的种子。这类选题往往从人类文明的视角，关注生命，关注民生，关注生活的本质，直接启迪人对于自身的认识；从社会进步的视角，审视社会进程中的每一步曲折，每一阵波澜，审视单个人的行为昭示的普遍意义，审视每一种具普遍意义的社会现象对个人命运的影响，所求者也就是为社会的文明与进步积蓄本原的动力，即人类整体改造社会、创造文明的自觉与激情。
四、评论选题要从“国家瞭望者”角色出发，始终坚持面向世界的开放性
社会现象评论范文 第13篇
论文关键词：评价理论，新闻报道，态度系统
一、引言
系统功能理论认为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它不仅表达人们心里的想法,还反映社会现实,构成社会事实。韩礼德提出语言有三大元功能,包括“概念功能”、“人际功能”与“语篇功能”。其中人际功能“指的是人们如何使用语言与其它人沟通、建立人际关系,如何用语言来影响别人的行为,或用语言来表达对事物的看法和评价”。澳大利亚语言学家马丁(James R. Martin) 认为传统的系统功能语法对语言的人际功能分析还不够全面,所以他提出了评价理论(Appraisal Theory)来进一步完善人际功能。该理论能有效揭示出隐藏在新闻文本背后的主观因素。
新闻报导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体,因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日益重要的作用而受到重视,人们对其研究也越来越多。评价理论(Appraisal Theory)是功能语言学(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领域又一新兴的语篇分析(Discourse Analysis)方法,它给予了新闻话语分析以重要的地位。评价理论是功能语言学在对人际意义(interpersonal meaning)的研究中发展起来的新词汇-语法框架。它对说话人表达和协商特定的主体间关系以及意识形态的话语资源进行了归纳(White,1998),旨在评价语言使用者如何运用话语资源表达语义,解释语言如何用来评估、表示、构建语篇角色及调节人际关系。评价理论关注语篇中协商的态度类型、涉及的情感强度、表明价值和联盟读者的方式。
二、评价理论概述
系统功能语法认为，语言有三个元功能: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语言的人际功能就是指语言能够表达人际意义态度系统，即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性、对话性和互动性,是指发话人作为言语事件的参与者所表现出来的交际意图、个人观点、态度、评价以及发话人所展现的与受话人之间的角色关系。系统功能语法对人际意义的研究经历了从小句到语篇的全面的认识过程。
在M．A．K．Halliday系统功能理论的基础上，Martin发展了三大元功能之一的人际功能，创立了评价系统。其定义是:“评价理论是关于评价的，即语篇中所协商的各种态度态度系统，所涉及到的情感的强度以及表明价值和结盟读者的各种方式”。它包括态度(Attitude)、介入(Engagement)、级差(Graduation)三个子系统。态度是评价系统的核心，涉及评价者对行为(behavior)、文本／过程(text／process)和现象(phenomena)的评价论文的格式。从不同的标准，态度子系统可以分成不同次系统：根据评价对象的不同，可分为情感(Affect)、判断(Judgment)和鉴赏(Graduation)；根据态度表达方式的不同态度系统，可分为显性(explicit)和隐性(implicit)；根据评价意义的不同，可分为肯定(positive)和否定(negative)。显性表达通过评价性词汇、情态动词、情态助动词等体现；隐性表达通过在特定语境中的隐含意义表达。对被评价者的隐性描述能唤起受话人的态度回应(依赖于受话人的社会立场／文化背景／意识形态)。具体来说，它通过对不寻常行为(extraordinary behavior)的描述和隐喻(metaphor）实现，受话人必须对处于特定语境中的隐含意义作出推测。肯定评价表明评价者对被评价者的态度是肯定的态度系统，即赞许、提倡；否定评价表明评价者对被评价者持否定态度，即批评、谴责、介入涉及态度的来源。
三、态度系统
本文运用态度次系统展开分析。态度是指心理受到影响后对人类行为( behavior )、文本过程(text process)及现象( phenomena) 做出的判断和鉴赏。态度系统分情感、判断和鉴赏。情感是评价者对被评价者的情感反应, 既可通过心理过程和关系过程来体现, 也可以通过表示态度的词汇手段体现。判断系统是对行为举止的评价, 分社会认同和社会制裁 , 二者都有正面(肯定) 和负面(否定) 的含义。社会认同的正面含义让人羡慕,负面含义被人批评。被人批评的行为不具法律含义, 只可能受到道德上的谴责。社会制裁的正面含义受人表扬, 负面含义被人谴责。被人谴责的行为有法律含义。社会认同的裁决与评价对象的正常性、能力和顽强性有关。社会制裁的裁决与评价对象的诚实程度和伦理观念有关。鉴赏主要是运用美学的价值观念进行的。鉴赏是对语篇、抽象事物或自然事物进行评价。它分为个方面, 即反应( react ion)、构成(composition)和价值( valuation)。
四、新闻报道中的态度系统分析
情感子系统包括了说话人用以表达情感的语义资源。人们在说话过程中表达感情时, 有两种方式。心情好时, 运用积极词汇;相反, 趋向于使用消极词汇。因此, 情感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本文关键词汇表现出了消极的情感，而且这种消极的情感正在不断升级。如:
(1) Furtherheightening regional tensions after the North% s last long range rocketlaunching on April 5 and its nuclear test on May 25.
(2) The NorthKorean tests on Saturday w ere bound to raise tensions between the North and itsneighbors.
(3) The move was the latest sign of escalating tensions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la after North Korea conducted its second nuclear test on Monday.
判断是根据伦理道德的标准来评价语言使用者的行为。新闻语言中的判断也涉及社会评判( social esteem)和社会约束( social sanction)。社会评判分正面含义和负面含义。社会评判与行为规范( normality )、做事才干( capacity ) 和坚忍不拔(tenacity)有关。社会约束与是否真实可靠( veracity)、行为是否正当( propriety)有关。在新闻报道中, 媒体会尽量使用客观的语言,避免自己的主观判断, 但是事实上,主观性的表达仍然在新闻报道中屡见不鲜。在关于朝鲜核问题的报道可以找到相当多的主观性判断, 而这些判断基本都是消极的。其中社会约束又占了大部分。社会约束也分正面和负面。正面含义是表扬性的, 负面含义是谴责性的论文的格式。谴责性的行为有法律含义, 是严重的。媒体认为朝鲜是一个好战的国家,不但公然挑衅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和自由民主精神, 还用_来威胁, 敲诈美国及其盟国。
如:The North has adopted abellicose stance toward all United Nations actions.
鉴赏是事件或过程的感受, 它是属于美学范畴。就像情感和判断, 对事物的鉴赏可以是肯定的, 也可以是否定的。该系统围绕三方面形成,即反应(reaction)、构成(composition)和价值( valuation)。在反应这个子范畴里, 评价是人际的, 依据过程的影响或质量来进行的。结构评价是面向语篇的, 对语篇结构的复杂性或细节进行评价。价值评价是社会性的, 是根据社会价值对过程进行评价。在对朝鲜和伊朗的鉴赏中, 既有积极的, 也有消极的。们的主要区别在于消极的鉴赏。对朝鲜核问题的消极鉴赏主要集中在反应(reaction)。鉴赏的对象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朝鲜发展核力量的反应。朝鲜核技术和导弹技术取得进展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对此的反应是震惊, 而且一时难以接受,从而产生厌恶和反感。
如: The test clearly caught South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f guard.
五、总结
社会现象评论范文 第14篇
关键词：社会保障／国家干预主义／经济自由主义／中间道路学派
社会保障理论对西方各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演变产生了导向作用，发挥着重要影响和积极作用。纵观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发展历史，可谓源远流长，百家争鸣，大致可以分为国家干预主义、经济自由主义、中间道路三大流派。
一、西方社会保障的三大理论流派
1.国家干预主义
所谓国家干预主义，是指一种主张削弱私人经济活动的范围，由国家干预和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承担多种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经济职能的思想和政策。它主要强调自由市场机制的缺陷必须通过国家干预来弥补，表现在社会政策方面，国家必须负起“文明和福利”的职责，肯定政府在社会财富再分配中占有的重要地位。国家干预主义的社会保障理论主要有德国新历史学派、费边社会主义、福利经济学、瑞典学派、凯恩斯主义、新剑桥学派等。
德国新历史学派催生了现代社会保障制度。19世纪末，面对德国社会中存在的日益尖锐的劳资矛盾，一些学者提出了不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条件下，由政府通过立法，实行某些社会政策，提高工人的物质生活待遇，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德国新历史学派就是由这样一批以鼓吹劳资合作、实行社会政策的经济社会学者所组成的。新历史学派又被称为“讲坛社会主义”，其代表人物有施穆勒、布伦坦诺等人。新历史学派的社会改良政策有两个支撑点：一是他们从伦理道德出发，认为劳资冲突不是经济利益上的对立，而是感情、教养和思想上存在差距而引起的对立。因此，在他们看来，劳资问题是一个伦理道德问题，不需要通过社会革命来解决，而只要对工人进行教育，改变其心理和伦理道德的观点，便可以解决。二是他们的国家观。该学派主张国家至上，国家直接干预经济生活，负起“文明和福利”的职责。新历史学派的政策主张包括：一是国家的职能不仅在于安定社会秩序和发展军事实力，还在于直接干预和控制经济生活，即经济管理的职能。二是国家的法令、法规、法律至上，决定经济发展的进程。三是经济问题与伦理道德密切相关，人类经济生活并不是仅仅局限于满足本身的物质方面的欲望，还应满足高尚的、完善的伦理道德方面的欲望。四是劳工问题是德意志帝国所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五是国家应通过立法，实行包括社会保险、孤寡救济、劳资合作以及工厂监督在内的一系列社会措施，自上而下地实行经济和社会改革。新历史学派的政策主张被俾斯麦政府所接受，从而成为德国率先实施社会保险制度的理论依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从1883年开始，德国陆续推出了《疾病保险法》、《工业伤害保险法》、《老年与残疾保障法》《孤儿寡妇保险法》等社会保险法典。新历史学派的主张后来经过制度学派而得以在美国发展，并得到欧洲一些国家的认可，这是西方国家初级的社会保障的思想基础。
费边社会主义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开始从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时期的阶级矛盾急剧尖锐化的产物，它试图用温和的、渐进的改良政策实现它所向往的“社会主义”。其价值观念是英国在二战后实施“普遍福利”政策的理论基础。费边社会主义是在“费边社”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社会思潮。“费边社”是英国社会主义运动中心以研究和教育宣传为主要目的的组织，成立于1884年，其成员包括一批关心社会问题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如著名的文学家伯纳德·萧伯纳、社会理论家悉德尼·韦伯和比阿特丽丝·韦伯夫妇等。他们以古罗马名将费边作为学社名称的来源，意即师法费边有名的渐进求胜的策略。公元前217年，费边接替前任败将的职务，迎战迦太基的世纪名将汉尼拔。费边采取了避其锋芒，改用迅速、小规模进攻的策略，从而达到既避免失败又打击对方的目的。经过八年的苦战，费边终于击败了汉尼拔。从此费边主义成为缓步前进、谋后而动的代名词。费边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总的来说是一种集体主义价值观，这种学说是建构在对国家的高度信任的基础上。其基本信念认为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实现，是一个渐进而必然的转变过程。他们看到英国民主的扩展以及劳工组织的发达，足以促成必要的社会改革，因此排斥马克思阶级斗争及激烈革命的观点，改采民主温和的方式，企图以国家作为推动改革的工具，主张废除土地私有制、实行工业国有化，以及由国家实现各种社会福利。其社会改良思想包括：国家是个理想的、为社会服务的工具；社会仅靠市场力量进行分配是不够的，政府的任务是调整市场制度造成的不公正，以一种集体的精神关心社会的福利和平等。费边社认为社会主义是“国家社会主义”，它是“医治有缺陷的工业组织和极端恶劣的财富分配办法所引起的疾病的良药”。费边社会主义有三个基本的价值理念即平等、自由和互相关怀，平等有利于社会的整合，自由可以使公民实现自己的生活价值和目标，互相关怀能够弘扬利他主义，促进社会和谐。费边社会主义的三个基本价值理念表现出强烈的集体主义倾向，其主要观点，一是从社会有机体的理论出发，认为社会中的人应在平等的基础上保持协作关系，贫富收入不宜过分悬殊，强调要提高国民素质必须保证国民基本生活标准；二是从平等、自由、民主、协作与人道主义的社会价值观推论出每个公民都应该享受最基本的文明生活，摆脱贫困，过上具有人的尊严的生活是每个人的权利；三是认为政府是一种理想的可用来为社会服务的工具，政府有责任和义务组织各种社会服务，采取各种手段改善国民的社会福利。费边社会主义者由此提出了对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有着重要影响的主张，如国家最低生活标准、资源的社会管理、以累进税缩小贫富差别、整顿教育等，这些措施在费边社的努力下，通过一个一个的法案落实到国家立法中。费边主义者还参与协助了英国工党的成立，并成为工党中颇具影响力的会员，为后来英国工党的社会政策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当然，费边社的渐进社会主义主张也招致了当时其他一些知识分子的嘲笑，但费边社在承受着嘲笑的同时，坚定的朝着与嘲笑者相同的目标前进。
福利经济学是最早对社会保障进行经济研究的学派。福利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它形成于20世纪初的英国，后来在美国、瑞典、法国等国得到传播。福利经济学分为新旧两派。旧福利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被誉为“福利经济学之父”的庇古。庇古主张国家实行养老金制度和失业救助制度，建立了福利经济学的社会保障经济理论。庇古认为，福利是指个人获得的某种效用与满足，它们来自对财物、知识情感、欲望的占有和满足。而所有社会成员的这些满足或效用的总和便构成社会福利。国民收入总量的增大和国民收入分配的平均程度是检验社会福利的两个标准。依据边沁所提出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福利”这一功利原则，庇古假定在收入分配中有一个货币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在起作用。同样一英镑收入对穷人和富人的效用是不相同的，穷人一英镑收入的效用大于富人一英镑收入的效用。一个人越富裕，它用作消费的收入在全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就越小。相对富裕的人失去一定数量的收入，从满足本身需要的角度来说，对他只是比较微弱的牺牲；而相对贫困的人，如果获得同样数量的收入，就能满足他比较迫切的需要。因此，他认为，把收入从相对富裕的人转移到相对穷人的手中，从整体来说，就一定能够得到更大的满足，会增加一国的经济福利。其主要主张是：一是增加必要的货币补贴，改善劳动者的劳动条件，使劳动者的患病、残疾、失业和养老能得到适当的物质帮助和社会服务；二是向收入高的富人征收累进所得税，向低收入劳动者增加失业补助和社会救济，以实现收入的均等化，从而增加普遍的福利效果；三是普遍养老金制度，或按最低收入，进行普遍补贴的制度，通过有效的收入转移支付实现社会公平。虽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不可能实现“收入均等化”的，但庇古提出转移性支付以及一些改革社会福利的理论几经演变并广为流传，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1938年和 1939年及其之后，英美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对旧福利经济学作了重要补充与修改。到50年代，西方经济学在批判和吸收庇古旧福利经济学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福利经济学，也即现代西方福利经济学。该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保罗·a.萨缪尔森、.希克斯、a.伯格森、.勒纳、西托夫斯基、艾伦、李特尔等人。新福利经济学家运用“序数效用论”、“帕累托最优”、“补偿原理”、“社会福利函数”等分析工具来说明政府应当保证个人的自由选择，通过个人福利的最大化来增进“整个社会的福利”，以此实现社会福利的极大化。当一国的经济福利总和增加时，整个社会的福利保障水平也就随之提高。新福利经济学认为，最大福利的内容是经济效率，而不是收入的均等分配。所谓经济效率，是指生产资源的使用达到最适度状态，即实现了“帕累托最优”又称帕累托效率。当资源得到最适度配置时，经济就是有效率的，因而才能达到最大社会福利。新福利经济学的贡献主要在于：一是提出了社会福利函数理论；二是提出了社会选择理论；三是对市场失效与政府作用进行了研究。自从福利经济学产生以来，其理论虽然经过了一些变化，但新旧福利经济学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他们都建立在边际效用价值学说、消费者“自由选择”学说和自由竞争学说之上的，都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论证竞争市场的有效性及其例外得出了福利经济学的第一个基本原理，即竞争的市场注定是帕累托有效的。二是认为政府通过采取适合的收入分配政策能够有效地矫正“市场失灵”，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或帕累托最优，得出了福利经济学的第二个基本定理。福利经济学的这些理论为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瑞典学派开创了以国家干预实现“充分就业”和“收入均等化”的瑞典社会福利模式，成为独特的“混合经济”的“福利国家”。瑞典学派又称北欧学派或斯德哥尔摩学派，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重要流派之一，它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斯德哥尔摩大学，其代表人物有大卫·达维逊、古斯塔夫·卡塞尔、克努特·维克塞尔、伊里克·林达尔、阿萨·林德伯克等瑞典经济学家。瑞典学派的理论和政策有两个基本点：一是依靠政府的干预，通过宏观经济调节的方式来平抑经济周期的波动，以实现“充分就业”。他们提出了货币均衡论，对经济周期进行了解释，提出了通过调节利息率克服周期波动。二是用收入再分配的方法实现收入均等化。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制度是优越的，通过竞争能促进生产，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但资本主义分配制度有缺陷，它必然带来贫富悬殊、阶级对立，因此应对其进行改革。用收入再分配的方法，主要是利用累进所得税以及转移性支付，举办社会福利设施，使社会各阶级、集团之间的收入和消费水平通过再分配趋于均等化，保障国民的最低生活标准，提高国民的生活质量，从而实现收入的平等。瑞典学派认为实行“混合经济”具有其优越性，因为私营经济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公营经济注重的是社会公平，通过两者互补，既可以实现经济发展，又可以保持社会安定。“自由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制度理论是瑞典福利制度的理论基础，其代表人物是瑞典学派最新一代代表人物阿萨·林德伯克。他认为，瑞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制度，既不属于传统的资本主义制度，也不属于社会主义制度，而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制度，即自由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制度。这一制度的主要内容是，在政治上保留西方的民主制度，在经济上实行国有化、福利国家和市场经济三者结合的制度。这里的“福利国家”，主要是指收入再分配政策，同时主张政府稳定经济，提供公共服务。早在克努特·维克塞尔的著作中就已提出收入再分配的主张。维克塞尔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中各阶层的利益并不总是和谐一致的，而是会发生抵触的，财产分配的不公平就能说明这一点。因此，他说，“我们一旦认真开始把经济现象看成一个整体，并为这个整体寻求增进福利的条件，就必然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进行考虑。”维克塞尔主张改革当时的瑞典经济制度，改善无产阶级的现状，增进全社会的福利。例如，他提出要扩大公共经济成分，由国家执行收入再分配政策，以弥补由于根据生产要素边际生产力进行初次分配时造成的收入不平等。维克塞尔同庇古一样，也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出发，来论证收入再分配。庇古从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原理得出了国民收入平均分配的结论。维克塞尔也同样认为，应当由社会规定适当价格和最低工资，以提高穷人和富人的交换能力，从而增加社会总效用。瑞典学派强调收入和财富分配均等化，主张用累进税率来解决分配问题。他们认为，一个理想的社会应当把福利普遍给予社会的成员，使人人得到幸福。为此，国家应当担负起环境保护、公共产品和劳务的供应、经济稳定、收入和财富的分配等方面的责任。瑞典学派不仅在理论上为福利制度奠定了基础，而且其政策主张在实践上也得到了应用。由此，瑞典便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走上积极稳定政策道路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瑞典学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同凯恩斯主义一样，受到了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和经济学界的日益重视。
凯恩斯主义以需求管理为基础建立了其社会保障经济理论——有效需求理论。针对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1936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他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运用总量分析方法，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以及相应的国家干预思想。凯恩斯的所谓“有效需求”是指商品的总需求价格与总供给价格相等，即达到均衡状态时的总需求，是一个国家的总需求或总购买力。总供给价格与总需求价格之间关系的变化，决定社会的总就业量。当总需求的价格大于总供给价格时，企业就要扩大生产，增加雇佣工人，社会总就业量就会增加；反之，当总需求价格小于总供给价格时，企业就要压缩生产，裁减在岗工人。这种总的、合理的供求关系就是有效需求。凯恩斯就业理论的基础正是有效需求原理，可用公式表示为：y(社会有效需求)=c(居民有效需求即消费需求) i(资本有效需求即投资需求)。凯恩斯认为，社会有效需求不足是由消费需求不足和投资需求不足造成的，而后两者的不足又是由三个心理法则所决定的。这三个心理法则是消费倾向法则(收入用于消费的比例)、资本边际效率法则(预期利润率)和流动偏好法则(货币形式保持收入和财富的愿望强度)。消费倾向法则指消费增长落后于收入增长，从而引起消费需求不足；资本边际效率法则和流动偏好法则指预期利润率偏低的趋势，而与利息率不相适应，因而引起投资需求不足。由于三个心理法则的作用，引起投资不足，从而使社会有效需求不足，造成非自愿失业现象的存在。为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凯恩斯主张确定经济政策的目标时要刺激需求，才能使资本主义经济实现充分就业。他认为，在经济危机期间，资本家对未来丧失信心，而借贷投资又需支付利息，所以货币政策对刺激需求的作用不大。他提出，政府要积极干预经济，推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扩大政府支出，实行赤字财政，即政府的财政政策应从传统的预算平衡思路中解放出来，走向主动的、积极的赤字预算，以刺激社会经济活动，增加国民收入。还可以实行适当的通货膨胀政策，即国家通过自己控制的中央银行系统增发纸币，扩大信贷，压低利率。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使企业家预期纯利润将增大，从而会加大投资的欲望；另一方面，纸币流通量的增加造成物价上涨，这不仅压低了工人的实际工资，相对地也提高了资本的边际效率，加强了投资引诱，而且令人们考虑到保持更多的现金是不聪明的，于是阻碍投资引诱的“流动偏好”将会越来越小，投资需求便会高涨。除了通过税收政策鼓励资本家投资外，政府要直接兴办公共工程，扩大社会福利设施，增加消费倾向，达到足够的总需求和充分就业，消除和缓解经济危机。在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思想中，社会保障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主张通过累进税和社会福利等办法重新调节国民收入分配，还提出消除贫民窟，实行最低工资法，限制工时立法等主张。他倡导积极国家，反对自由主义的消极国家，强调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占绝对主导地位，成为建立国家的重要思想基础和资本主义各国制定公共政策的主要理论依据。人们把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称誉为经济学中的“凯恩斯革命”，有人甚至把凯恩斯说成是“经济学领域的哥白尼”。在社会保障制度理论方面，凯恩斯主义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它直接推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保障制度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建立。
新剑桥学派以维护“凯恩斯革命”的理论正统为己任，在凯恩斯理论的基础上建立并发展新的收入分配理论。新剑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琼·罗宾逊、尼古拉斯·卡尔多、皮罗·斯拉法、卢杰·帕西内蒂等，这些主要代表人物都在剑桥大学任教，但他们又都背离了旧剑桥学派的经济主张，所以称为新剑桥学派。在这些人物中，琼·罗宾逊尤为著名。她早年是凯恩斯的学生，后来又和他长期共事，过从甚密，在学术观点上受凯恩斯的耳提面命，因此，她以凯恩斯的嫡传弟子自居。新剑桥学派首先认为，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不合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顽疾；并进一步认为，由于国民收入是由劳资双方的收入所构成的，并且工资和利润是对立的，从而导致了国民收入在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分配具有不公平性和不合理性。其次，他们否定新古典学派的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把改善资本主义社会收入分配结构、实行收入均等化作为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其他目标均处于从属地位。最后，他们认为，国民收入在工资与利润之间分配的不公平和不合理，只有通过国家干预才能解决，因此，他们主张国家必须采取分配政策，使国民收入再分配趋向合理和公平，使个人收入趋向均等化。这样，就能保持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新剑桥学派的具体主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实行累进的税收制度来改变社会各阶层收入分配不均等的状况。累进的税收制度可以对高收入者课以重税，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一些收入不均等的状况。第二，实行高额的遗产税和赠与税，以消除私人财产的大量集中，抑制社会食利者阶层收入的增加。同时，政府还可以通过这一税收方式将所得到的财产用于社会公共目标和改善低收入贫困阶层的状况。第三，通过政府的财政拨款对失业者进行培训，提高他们的文化程度和技术水平，以便使他们能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并能从事收入较高的技术性工作，从而拉平一些收入上的不均等状况。此外，国家还可以通过预算给低收入水平的家庭以一定的生活补贴，增加他们的收入。第四，制定适应经济稳定增长的财政政策，减少财政赤字，逐步平衡财政预算；并根据经济增长率来制定实际工资增长率政策，以改变劳动者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的相对份额向不利方向变化的趋势，从而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逐渐扭转分配的不合理。第五，实行进出口管制政策，利用国内资源优势，发展出口产品的生产，以便为国内提供较多的工作岗位，增加国内的就业机会，降低失业率，提高劳动者的收入。第六，政府运用财政预算中的盈余来购买私人公司的股票，把一部分公司股份的所有权从私人手中转移到国家手中，从而抑制食利者阶层的收入，增加低收入家庭的收入。虽然新剑桥学派并没有提出如何来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但其分配均等化主张大大促进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尤其对就业社会保障、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的发展和完善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新剑桥学派的理论对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各国的社会保障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成为其制定社会保障政策的理论依据之一。
2.经济自由主义
经济自由主义以亚当·斯密“无形的手”的理论为基石，认为市场机制具有完美的自动均衡能力，一切生产要素及其价格都可以通过市场机制的自我调节完成均衡。任何外在的人为的影响，尤其是政府的各类调节企图不仅不会使情况变得更好，而是变得更坏。因此坚持以“市场”为第一性，排除政府行为的影响就成了经济活动的前提条件，政府唯一要做的就是充当经济的“守夜人”。经济自由主义实际上可分为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古典自由主义产生于18-19世纪，其代表人物有亚当·斯密、边沁、穆勒，主张自由竞争，强调国家不应干预经济。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在整个19世纪引导着西方国家政府的政策，一直持续到20世纪早期。到20世纪70年代，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进一步倡导市场经济及自由竞争，反对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的干预，认为自由是人的不可侵犯的权利。
古典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思想，认为一个国家最好的经济政策就是对私人经济活动不加任何干涉的经济自由主义(政府的“守夜人”角色)。斯密认为，人的本性中最主要的决定因素就是利己主义，每个人从事一切经济活动的唯一动机就是追求自身的最大利益的实现。在市场自由竞争的条件下，这种追求自身最大利益的个体经济行为的集合，可以达到社会利益
的最大化。因此，斯密坚持让资本主义经济自行调节，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按照自己固有的规律向前发展，坚决反对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主张对内应实行自由竞争，对外应实行自由贸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摆脱了重商主义时期的幼稚阶段，已经逐渐成长和成熟起来，斯密从理论上表达了新兴的资产阶级的这样一种信念：没有封建君主制国家的干预，自己可以更好地管好自己的事务。这时，封建君主制国家逐渐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古典自由主义者主张自由放任主义，没有充分认识到社会保障的功能作用，对社会救济持否定态度，其社会保障思想主要包括两点：第一，贫穷与懒惰有关，社会对于贫困的责任应当让位于社会对于穷人的压制；第二，济贫行为不是使穷者富，而是使富者穷，它能够制造出一个穷人的世界，使人人变得懒惰与傲慢，极易摧毁当时英国的制造业。当然，古典自由主义者的这些观点仍然没有脱离新教教义“惩戒”的臼巢。
新自由主义主要理论流派有现代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等。
现代货币学派：现代货币学派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美国出现的反凯恩斯主义学派，代表人物是密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曼反对国家干预，鼓吹自由放任的信条，认为市场自发力量可以使资本主义经济自然地趋向均衡。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动荡都是由于实行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错误的财政金融政策造成的。他反对凯恩斯主义用扩大政府财政支出的财政金融政策来消除失业，提出所谓“自然失业率”的概念，即在没有货币因素干扰的情况下，让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的自发供求力量发挥作用时所应有的、处于均衡状态的失业率。按照这一概念，就业水平应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一般条件，而不应该取决于政府的就业措施。弗里德曼反对由国家运用传统的货币政策来调节货币流通量，主张实行所谓“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即把货币供应量的年增长率长期固定在同预计可能有的经济发展速度大体一致水平上的货币政策。这种理论被称为货币主义。在社会保障方面，弗里德曼认为，高效率来自市场竞争，如果对低收入者给予“最低生活水平的维持制度”，会挫伤人们的劳动积极性，最终有损于自由竞争和效率，因此，弗里德曼反对对低收入者发放差额补助的社会保障制度，但是完全取消又会遭到社会公众的反对。为了既救济贫困，又不损于竞争和效率，弗里德曼主张采用负所得税。通过负所得税，既帮助低收入者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又不挫伤人们的工作积极性。
供给学派：供给学派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美国出现的一个反对凯恩斯主义有效需求理论、特别重于供给方面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在美国，供给学派存在着“极端供给学派”和“温和供给学派”之分，极端供给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阿瑟·拉弗、保罗·罗伯茨等人。他们企图通过恢复金本位制来紧缩货币供给量，从而降低通货膨胀率；主张对富人减税，刺激其增加储蓄和投资的积极性，对穷人削减福利开支、刺激其工作的积极性，从而增加社会的有效供给和实现政府的预算平衡。供给学派对 20世纪80年代早期美国里根政府的经济政策起了较大影响，里根提出的“经济复兴计划”主要就是根据供给学派的论点和主张。因此，西方经济学界有时把供给学派思想称为“里根经济学”。供给学派在社会保障方面的主要论点有：第一，减税不会加剧贫富悬殊。认为：持久地降低税率，将会刺激储蓄，提高储蓄率，从而增加商品和劳务的供给。商品和劳务供给的增加，将会开辟新的税源，并使税收总额随总产量的增加而增加，财政将会保持收支平衡，一切经济活动将正常地、顺利地进行。减税政策就是长期的经济稳定政策。在他们看来，减税可以使富人更富，但同样能使穷人增加收入，所以那种担心减税有碍于“均等化”的顾虑是没有根据的。减税既可以增进效率(因为富人愿意投资，穷人又愿意加班、兼职)，又不会有碍于“公平” (因为失业者有工作可做，穷人能增加收入)。第二，社会福利的税收效果是，选择工作所获得的收入与选择领取救济金所获得的收入，两者在数量上非常接近。认为社会福利金、社会安全保障、失业补偿金所得转移的社会福利制度，实际上是“鼓励那些不工作的人，打击在工作的人”。如果说失业补偿有任何一点价值的话，并非是它能维持社会总需求，而是它能提供一个绝对的最低所得，使人们不致因不幸遭遇而挨饿。但是，当人们认为依赖失业补偿金为生胜于从事工作为生时，显然这就是对社会福利制度的一个重大扭曲。
新自由主义的社会保障思想和理念概括起来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崇尚自由，公开反对社会公平和分配正义。他们认为由市场带来的资源分配和财富分配是最为公平和有效的。任何人为的财富分配要求都会导致社会失去前进的动力。任何缩小贫富差距的分配正义主张，都会对个人自由造成极大的危害。第二，强调个人责任和市场作用的发挥，反对国家和政府的干预。在新自由主义者的观念中，自由与责任紧密相连，个人不承担责任，也就意味着丧失了自由。因此他们呼吁在社会保障制度中为个人责任的发挥尽可能留下空间，反对政府以激进税收之类的再分配手段对个人财富进行重新分配。第三，反对强制性保险，提倡有选择性的保障制度。哈耶克反对将强制性保险运用于国家控制的集权垄断框架之中，因为“它违背了秩序的自由性”。第四，主张削减社会福利，倡导社会保障领域内的竞争。新自由主义者认为，社会福利是“滞胀”形成的主要原因，应当减少社会福利。弗里德曼指出：“福利计划的主要祸害是对我们社会结构的影响。它们削弱家庭，降低人民对工作、储蓄和革新的兴趣，减少资本的积累，限制我们的自由。”第五，主张改革福利政策，实行激活性劳动就业政策。在工作日益变得不稳定、失业增加、贫困范围扩大的情况下，新自由主义者主张实行激活性劳动就业政策。激活性就业政策的核心是，通过改革社会保障制度，严格失业保障资格申请，缩短失业保障期限，降低失业保障水平，并将保护性劳动就业政策与积极就业政策相结合，从而“激活”失业者，促使他们积极地重返劳动力市场，以工作代替福利。
3.中间道路学派
所谓中间道路学派，是介于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之间的一种理论。作为一种学说或思潮，中间道路理论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1938年英国前首相麦克米兰出版了《中间道路》一书，在该书中他提出，走中间道路就是要对资本主义进行调节，这种受到调节的资本主义不仅使经济得到发展，还将为人民提供一定的社会福利。中间道路学派认为资本主义是导致经济高速增长的最有效机制，但也存在许多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和问题，导致了贫困、不平等和失业现象，而政府的行为恰好可以弥补市场的不足，来最大限度地解决这些问题，因此，自由市场和政府的联合可以使效率和平等达到最大化。他们既不同意完全的自由放任，也不支持民主社会主义学派的主张；他们是反集体主义者，但不是反对国家干预者，因此，后人把他们称为中间道路学派。
中间道路学派的基本观点有三个方面：第一，强调市场自由与国家干预之间以及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之间的平衡。一是市场自由与国家干预之间的平衡。麦克米兰等人认为，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都是一种极端的思想，适合社会需要的应当是介于二者之间的更加温和的政策。所以，他们制定了一个经济重组计划，这个计划的目标是对各种极端的思想进行妥协，其核心是由私营经济与公共经济组成混合经济。一部分经济可以直接由国家所有和控制，一部分经济可以由公共和半公共的机构进行管理。另外，在一些领域，市场规则发挥主要作用，私人竞争性公司只是接受公共部门适当的调节。这样，麦克米兰就把一定程度上的竞争与国家干预结合在一起了。二是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平衡。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都不能凌驾于对方之上，具体到现实中，要根据当时的环境和需要来确定哪一个目标更重要，中间道路希望在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中间找到一个平衡点。社会政策需要经济政策的支持，同时，社会政策也应当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使经济能更快更好地发展，而不是仅仅追求所谓的高福利国家。第二，从维护社会稳定出发支持再分配。中间道路学派认为，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只有在社会中，个人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所以他们强调社会的整体性。为了使社会保持其整体性，必须维护社会的秩序和稳定。从社会方面看，当人们遭受痛苦的时候，国家必须想办法去减少和免除这些痛苦，如果政府不这样做，将有可能遭到人民的反对，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和无秩序。在市场体系中，结果不一定是公平和公正的。当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样的情况不可接受时，国家就应当进行干预，设法减少不公平和不公正。从经济方面看，生产、就业和社会安全有赖于消费者欲望的提高，但是，人工制造欲望以促进消费，天生具有不稳定性。这种欲望总有一天会因竞争的强迫性或人工制造需求能力的衰弱而萎缩下去，消费将随之下降，失业为之增加。要避免这种危险的发生，就要把消费进行广泛的分配，使穷人也能享受到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好处。第三，中间道路学派倡导政府参与下的福利经济的多样化。中间道路学派认为，国家提供的福利虽然促进了社会的公平，但可能会造成垄断和服务的低效率，因此，他们希望私营部门和志愿组织的加入使社会服务领域变得多样化，通过充分的竞争使服务的效率和质量有所提高。无庸置疑，由于利益的驱动和竞争的刺激，私营部门总是比公共部门更有效率，但是，在所有公共部门都实行市场规则似乎也不大可能。所以，中问道路强调混合的福利经济，认为国家提供的福利应当成为混合福利经济的一部分。在这个混合经济中，无法由私人完全提供的服务交由国家完成，能够由私营部门完成的就由他们去做，在国家提供服务的领域，私营部门也要同政府在服务质量、效率等方面展开竞争。中间道路鼓励私人的、志愿的和家庭的服务形式，认为它们促进了个人和社会责任，是社会的纽带，同时，它们也使服务来源多样化，增加了人们选择的范围。志愿部门在此当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它是人们履行个人责任和社会责任的直接体现，也是人们自己帮助自己这种愿望的体现。所以，混合福利经济不会使公共责任遭到削弱，相反，它会使公共责任和个人责任都得到加强。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西方国家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化、私有化政策造成了新的经济衰退和社会危机，中间道路学派以新的面孔即“第三条道路”出现。第三条道路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安东尼·吉登斯，其理论被英国首相_、美国总统_、德国总理施罗德等政界人士所实践，在欧美形成一种社会思潮。他们在反思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要使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相结合，扬利抑弊地采取兼顾国家与市场、供给与需求、公平与效率、权利与义务相平衡的原则，塑造新经济、构建新福利、推行新政策，谋求资本主义再发展。
第三条道路的主张主要包括：第一，在政治政策上，主张实行新的社会治理方式。它倡导政府由管理型向治理型转变。在社会生活中政府只牵头，但不包办，鼓励公民参与，发挥民间组织作用，增加地方政府权利。国家不应当再是高高在上的命令者，而是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调节人，给社会力量赋予适当的公共事务，鼓励承担更多的政治责任，独立解决各种问题，国家侧重于在法治、民主、高效的前提下协调各部之间关系，引导国家目标的实现。第二，在经济政策上，奉行“市场社会主义”信条，模糊所有制定位，摒弃国有化政策，主张走一条有别于自流放任和国家干预的新混合经济之路。按吉登斯的说法，与过去西方国家混合经济的区别在于，新的混合经济不是努力去实现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之间的平衡，而是要实现经济生活和非经济生活的平衡。政府的作用在于促进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鼓励充分的自由贸易。_在访问法国时曾在国民议会发表演讲，当他说道“经济政策没有左右之分，只有好坏之别”时，赢得全场鼓掌。这或许是“第三条道路”最通俗的注释。新经济核心是如何在全球化形势下实现充分就业和高速增长。第三，在福利政策上，把社会福利国家改为社会投资国家。传统左翼把福利国家理解为国家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提供符合人道尊严的生活；新保守主义毫不客气地把这些人简单地推向市场。第三条道路放弃过去或者削减、或者扩大福利的做法，变福利政策为投资政策。通过在经济、教育、培训等领域的政府投资和个人投资，提高接受福利者进入市场的能力，帮助他们适应就业，以防一些人滥用福利。变“授人以鱼”为“授人以渔”。福利既是每个人的权利，同时个人也要尽义务，“不承担责任就没有权利”，寻求“权利与义务”、“权利与职责”的平衡。建立一种使福利可以维护，但享受者具有相应责任与风险的“积极福利”政策。
二、对三大社会保障理论流派的简要评价
国家干预主义、经济自由主义、中间道路三大社会保障理论流派在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障实践中，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政府中都起了重要指导作用，其实质是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调节该国在特定阶段所面临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而采取的回应措施。具体分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1.三种理论及其实践形态的循环往复
古典自由主义是对封建贵族中央集权的抗拒，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在这一阶段，虽然经济上得到了飞速发展，但是出现了尖锐的社会阶级对立，工人阶级的生活、工作得不到保障，并且由于实行放任自由的经济政策，最终导致经济危机，生产陷入困境。这一阶段的社会保障停留在社会救济等低水平的社会政策上。
凯恩斯主义是对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回应，是对古典自由放任主义的纠正，是国家干预主义的兴起。国家担负起对经济、社会生活干预的责任，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建立全民享受福利的福利国家。
20世纪70年代，由于西方福利国家出现财政巨额赤字、经济出现滞胀等问题，新自由主义者趁机上台执政，重新鼓吹自由经济，反对国家干预和福利国家政策。新自由主义实际上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回归。
20世纪90年代前后，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也出现了问题，经济发展速度放缓，贫富差距扩大，人们开始埋怨_夫人制造了“无法享受养老金的一代人”。于是，第三条道路以试图在国家干预与经济自由之间取得平衡的中间道路学派出现，以调节资本主义发展出现的现实矛盾。
因此，国家干预主义、经济自由主义、中间道路三大社会保障理论流派在西方社会发展中，实际上是循环往复、交替出现的，所谓新理论不过是旧有理论的回归、修正或综合。
2.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权利与责任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三大理论争论的中心
经济自由主义强调自由市场的万能作用，认为市场是第一性的，为了效率必须牺牲公平，反对政府对市场和社会的干预，在社会保障方面强调个人和家庭的责任。国家干预主义则看重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调节功能，强调社会公正和公民的社会福利权利。
社会现象评论范文 第15篇
媒介批评已经成为媒介从业人员和新闻传播学者开始研究的一个领域，许多媒介批评家早已活跃在媒介批评领域。管理部门、受众和学者对传播内容的强烈反思，转移到如何分析、评价媒介行为，正在深入到各类媒体的实践活动。媒介批评学引导人们科学地分析媒体行为，让受众正确理解媒介及其传播内容，导致媒介观念的彻底变革和新闻解释学的诞生。
一、抓住媒介批评的核心
媒介批评学探究的是对媒介、传播内容及其方式与效果的正确解读，归纳和提炼现实的媒介规范，指出媒介批评的原则、方法与要求。媒介批评学通过解读经验理论化的途径，揭示媒介的隐蔽性规律，建立媒介评价的概念体系和范畴。可是，当提到媒介批评或媒介批评学时，许多人又把西方传播学搬出来，支起炉灶，大炒冷饭。
媒体这一影响深远的社会舆论机构，主要通过传播新闻和影视作品发挥职能，总结一套评价理论和方法，是构建媒介批评学科的核心。有的学者把媒介批评学和传播学混为一谈，变换传播学的知识角度构造媒介批评学，成为传播学的翻版。传播学和媒介批评学有交叉的内容，主要表现为如何认识媒介的功能和效果，但媒介批评所说的媒介功能与效果不是指传播学中的“获取信息”、“监视环境”、“设置议程”、“子弹论”或“有限效果论”等那些知识，也不是构造“结构主义”、“符号理论”或“叙事方法”，而是针对特定的媒介制度、媒介运做或传播内容与方式导致的利弊，进行分析和评价。媒介批评不是信息传播，媒介批评学自然也不是传播学。在19世纪初传媒广泛影响社会之后，美英报刊的歇斯底里的“扒粪”，使各类群体不能不对它进行反思，大众、记者、作家、政府、政党要员和各类学者都介入了那场媒介批评。后来，学者们尝试开启一门新的学科，研究对媒介如何批评才能正确并产生好的效果。美国批评刊物《新闻记者》（1884）的诞生和报刊批评专著《对抗新闻自由的专卖药阴谋》（1905）、《黑幕揭发和客观性》（1906）、《报界的权利》（1906）等，都为媒介批评学的问世提供了理论积累。
媒介批评主要是指对媒介的评价或批判，包括对媒介一切领域的正误分析、是非判断，正如小约翰所说：“批评就是运用价值进行判断。”[1]对媒介的好与坏、褒与贬的论述——无论正面还是负面的——均属于媒介批评范畴。从葛兰西到哈贝马斯，从罗兰巴特到布尔迪厄、从麦克卢汉到阿多诺，都对大众传媒产生的社会问题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解构，媒介批评已成为西方思想家们关注的话语。
在我国，多年来一直重视媒介作品的分析，无论“新闻批评”还是“影视评论”，都总结了一些批评原则。把媒介批评的理念扩展到对具体作品的评价，不仅充实了媒介制度的批评内容，而且更具实践意义。这样一来，媒介批评学需要创立的学说架构，应把研究内容深入到三个视域：(一)批评媒介，集中于媒介的社会价值分析，揭示媒介的制度性结构及功能。(二)分析传播内容的质量，剥去充斥媒体的歪曲性的内容或朦胧的外衣，告诉人们如何认识社会真相，指出内容质量的优劣，有助于提高媒体的素养。例如：
看不懂的报纸
有香港朋友拿起一张内地报纸直摇头。问他为什么，他竟然说：“看不懂。”
一句实话使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平时看报也会摇头，许多报道文字也看不懂。例
“××会议上强调：要按照‘强化一个意识，完善两种机制，实现三个转变’
的工作思路，牢牢把握‘一个中心’、‘两个职责’、‘三个原则’、‘四个要求和一
个提高’……”。
与会者是否明白且作别论。作为报纸的读者来说，首先就不明白其中的“一
个××”、“两个××”、“三个××”、“四个××”所指的是什么；也就不明白它
按照什么“工作思路”和要“牢牢把握”什么东西。这话说了等于没说，也就成
了一句空话。
空话空文言之无物，为什么总有人不断地写呢？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下决心
不要群众看。因为长而且空，群众见了就摇头，哪里还肯看下去呢。其实还有一
种解释，就是下决心只要领导看。因为长而且空，只有领导看得懂；即使非懂，
至少似懂。有些领导平时就念惯了这种玄之又玄的报告，看惯了这种说了白说的
文章，所以非但不觉其空，反而倍感亲切，赞誉有加。因此我想，只要还有领导
看，便会有人写下去。
（秋武 《深圳特区报》，）
这篇批评虽然短小，但内容深刻、生动，对某些政治报道、工作报道的空洞无物批评得入木三分。这样的媒介批评看上去题旨芥微，其价值却是恢宏的，体现出深刻的新闻批评理念。(三)评价传播内容的社会效果，又称社会效果批评。有许多传播内容掩盖、扭曲事实，误判客观事物的变化，表达错误的思想，严重误导了受众。媒介批评引导媒体纠正这类错误，提醒受众不被新闻所欺骗，不能不是一项重要的任务。
二、媒介批评的实质与流派
综合上述，我们应当在以下涵义上使用媒介批评这一概念：分析媒介现象，评价媒介作品，反思媒介传播的得失。[2]在媒介批评学还未成为独立学科之前，由于自身的本质没有充分展示出来，学者们不可能把媒介批评与传受活动在不同层次上进行“反思”，媒介批评观还难以深入实质领域。那时，人们对媒介的批评停留在宏观层面，颇有高射炮打蚊子的意味。而局限在微观层面，批评又往往是零碎的、感性的和随机的，个人或某一机构对传播的狭隘理解主宰着对媒体的评论，又多在政治立场框架里指点媒体的是非。
比如，一位知名作家指责报纸报道的一条不该披露的消息，在政治上容易引起混乱。尽管他的指责毫无道理，报道后也没有出现任何混乱，但记者或某些受众无力反驳这位声威显赫的作家。因为人们缺乏解读新闻的常识，只能以政治和“权威”人的意见作为权威性的批评。这种政治与权威主宰的批评范式，导致这样一种结果：在政治主宰的范式里，传播的真实和和效果理念遭到蔑视，媒介批评缺少媒体和受众的地位。
传统的媒介观总是把传播视为宣传或再现客观事实的二元模式，并将传播作为单面因素加以阐释，忽视对受众解读活动的探讨。其实，传播是由媒介、信息和受众共同构成的整体，受众的解读是媒介传播的重要部分，对权衡传播内容的意义和价值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传播内容引起受众的反响，是一种原生的媒介批评形态，对媒体和管理机构还是一种未知的世界。要把未知、粗糙的意识转化为专业批评者的认识元素，必须掌握科学的批评原则。
媒体作品只有在受众的解读中才能生机勃勃，它存在于受众的理解之中，并被受众所追求、所沉思。比如，新闻报道的完成，并非是新闻的完成，其实它还处在新闻传播的中途，受众的接受和解读才是新闻整体过程的终结。媒介批评的重要实质，就是指导“实现由无生气的意义痕迹向有生气的意义转换”[3]，将传播内容的静态意义还原为鲜活的思想，探索和提升受众的解读规则、方法和认识理念。
媒介每天都传播政治内容，这没有什么不好，但什么样的政治符合群众的需要，人民欢迎什么样的政治，只能由受众作出回答。媒介批评理论则是这种传播活动的直接、现实的反思，充当“反思的反思”角色。正如黑格尔所说：“反思以思想本身为内容，力求思想自觉其为思想”[4]。媒介批评使新闻理论内部各要素，诸如事实观念、形态观念、价值观念及政治观念的辩证关系真实地体现出来，给媒介准备一面清晰的镜子，让它们随时照照自己。
大众传播作为人类文化的分支，与人们对它的个性重现和全面考察相关，也与媒介批评的自觉意识无法分离。从本体论上回答什么是媒介批评，首先必须确定媒介批评在文化活动中的地位。不言而喻，媒介批评总是在传播行为和对它的研究领域来回滑动，以多种科学理念评析媒介。媒介批评学针对评价作品和媒体行为阐发系统的理念，把媒体的得失从理论高度给以综合把握。对新闻观念本身的批评，媒介批评学偏重于宏观研究，提出超出新闻本身的东西，即它的社会和人的意义。正如艾略特圈定的那样，“批评，按定义来说，是涉及它本身以外的别的东西。”[5]
宏观和微观的媒介批评，也可称作两种流派，它们的视角虽有不同，但都应融入对媒介的综合理解。对传播作品的分析，比如某条新闻的分析，属于微观分析；而对媒介的立场与善恶的评价，比如我们批判CNN对中国人民的污蔑，则属于宏观的批评。客观批评派注重事实，针对媒介的客观现象指出它的好坏优劣，诉诸客观论的信念。理想主义的批评，承认并运用批评对象的永恒规律和最终真谛，揭示它的实质、真相或效果，用理论语言重构它的纯洁模式。这两种批评都追求真理的目标。
这个目标究竟是什么，到哪里去寻找，则因批评者而异。艾略特指出，批评“有可能获得我们自身以外的什么东西，这种东西我们暂时可以把它叫作真理，至于这个真理究竟有什么具体内容是次要的，只要它们确实存在，且不管它们是怎样的”[6]。在理想主义批评家看来，这个至上目标是他的经历乃至他的潜意识，即他看到听到或想象到的媒介理念。但必须确信，对传媒而言，受众就是一切。受众来自社会各个角落，代表媒介进程的意志，媒介批评无疑应当反映这种意志。媒介批评最终追求的目标，需要符合社会整体利益和受众的价值要求，而不应是“不管它们是怎样的”。
媒介批评带有更多的主观成分，因为批评不仅是评价活动，同时又是一种研究活动，批评者有自己的一套原理和概念结构。如果说新闻作品是记者用一套语言系统对世界的再现，那么，媒介批评则是批评家用另一套语言体系对记者、作品、媒体和受众追求的再现。实现这第二层的“再现”，即第二境界，必须在批评中融入超越新闻报道原则和理论的其他学科知识。这样，媒介批评学对批评者自然是一种博大见解的注入，不掌握媒介批评学的实质，理解力和知识匮乏的人，是无法进入媒介批评角色的。
三、媒介批评学的两个主要研究对象
近几年，我国出版了传媒批评研究的专著，发表了近百篇论文，新的理论体系正在形成，[7]媒介批评学著作的框架不断创新。批评观念总是“融化”在批评倾向之中，媒介批评学的研究对象应建立在批评的科学逻辑之上。这里需要回答的是，批评家与批评对象发生关系时，保持在怎样的范围才属于媒介批评。如果越过了界限，可能变为政治批评、道德批评或思想批评。
社会现象评论范文 第16篇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陕西西安 710049
[摘要]本文基于社会燃烧理论视角，以2013年5月发生的昆明反对PX项目这一典型事件为例，分析该事件中的可燃物、助燃剂、燃点等因素，探讨了昆明PX事件发生、发展动因与演进过程，进而就如何化解与防范项目社会稳定风险明确提出“稳评”机制的完善路径，从而为如何发挥该机制在科学决策、源头预防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提供了理论指导。
关键词 ]社会燃烧；重大项目；稳评机制；昆明PX事件
2015年4月6日，福建漳州PX项目爆炸，这一曾在2007年因项目上马引发当地公众群体性事件的重大项目再次引爆了国内舆论，随着公众、媒体对项目爆炸进展的跟进，政府与企业、公众等共同治理模式的倒逼，公众对政府风险管理能力的信任等问题不断抛出，与此同时，也将我国政府重大项目“稳评”机制推到项目实践的风尖浪口，引人深思。
目前，我国重大项目评估实践中仍存在对社会稳定风险因素如何发生、因何发展、演变，其风险关键节点在哪里及如何防控等诸多问题认识不清的状况，如何确保经济建设与社会稳定双赢，如何有针对性地解决上述问题仍需要强大的理论支撑。此外，如何将现有稳评机制的各个环节加以完善，切实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的“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即“稳评机制”）。”2，使其作为必要嵌入机制引入到重大项目推进的各个节点成为理论研究者与稳评实践者探索的热点。
本文拟从社会燃烧理论这一更为广阔的理论视角，以昆明PX重大项目为例为“稳评”中存在的上述问题构建理论基础，破解该机制完善应对路径的难题。
1、社会燃烧理论与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
社会燃烧理论主要观点
社会燃烧理论最早由由中科院院士牛文元首次提出，该理论将社会风险的爆发积累与物理学中的燃烧现象、机理进行了合理类比，旨在为研究社会风险的产生、演变和预警提供依据。
自然界燃烧的三要素是可燃物、助燃剂、燃点。社会稳定风险产生的三要素依次为：①可燃物：引起社会无序的基本动因，人与自然或人与人之间一定的利益冲突产生的风险因素；②助燃剂：引发社会系统更加脆弱的“脆弱化作用”，如媒体的误导，谣言的传播，信息渠道和政治制度不完善，社会心理的放大等加大社会风险、激化矛盾的因素；③燃点：社会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时，通常一些具有规模和影响的突发性事件成为社会风险爆发的导火索，形成一种打破社会系统稳定状态的临界点值。3
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
社会燃烧理论目前多应用于社会稳定预警系统、社会稳定调控系统、及群体性事件演化的研究，而将其用于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领域的尚属少数。且绝大多数学者并未能将社会燃烧理论中的三要素在其研究问题中具体化，对问题的针对性较弱[4~6]。此外，这些研究多是进行定性逻辑论述，缺乏实证研究分析，未将理论应用上升到机制层面，也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空间。
本文在现有研究基础上，结合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特点，将其中的燃烧要素作一具体化梳理（见表1），以增强理论的适用性、问题的针对性，以便更为深入的分析项目中社会燃烧事件发生、发展的原因、机理，并为提出“稳评”机制风险防范、化解的完善路径做好铺垫。
2、案例分析与讨论
案例简介
昆明PX事件是指2013年5月4日前后，昆明市公众多次聚集游行反对在昆明市附近草铺工业园区建设1000万吨炼油（可能含剧毒物质PX项目）重大项目而而引起社会不稳定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该事件是近年来多起PX项目事件中最新的案例，其伴随着近年来PX项目社会风险因素的多样化和复杂性，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更具有探讨的意义。
案例讨论
昆明PX事件燃烧的可燃物
该项目的核心利益相关者，云南省、昆明市政府与周边公众的利益诉求相去甚远。政府在巨额GDP的价值观驱动下，在前后多次新闻会中称其“通过审批”、“好项目”，而公众在对PX项目对身体健康损害、对环境造成影响的健康权利、环境保护的诉求下，认为其是“坏项目”，利益诉求的尖锐冲突成为该事件中的可燃物，为PX项目的“燃烧”奠定了基础。
昆明PX事件燃烧的助燃剂
社会现象评论范文 第17篇
论文关键词: 高职院校人文社科成果评价原则
论文摘要: 人文社会科学是人类整个科学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了解人文社会科学成果概念及分类，探讨目前我国高校认可的社科成果评价体系，阐述高职院人文社会成果评价的八项原则。
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评价已成为学术发展的瓶颈，不科学、不合理的评价已催生了大量的学术不端现象甚至学术腐败，严重阻碍了学术的繁荣和发展。高职院校作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的中坚力量， 迫切要求加强建立和完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体系和机制， 鼓励科研创新， 营造崇尚学术、促进学术进步的良好学术氛围和制度环境。探讨高职学院人文社科成果的评价原则，有利于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升高职科研竞争力。
一、人文社会科学成果概念及分类
人文社会科学以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运作和社会变革等社会现象作为其研究对象， 其研究成果本身就是以对诸多社会现象、社会规律、社会实践的价值和意义作出判断和评价的形式而存在的， 相比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 表现出其内在的广泛性、复杂性、历史性和社会性。人文社会科学是一个由众多学科组成的庞大学科群，包括：哲学、历史学、文艺学、宗教学、语言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管理学、教育学、军事学、新闻传播学、体育科学、情报与文献学、地理学等25大类。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形式可分为：著作、论文和研究咨询报告三类，按研究的内容分为: 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决策咨询研究。
二、高校认可的社科成果评价体系
目前， 对于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价， 我国高校比较认同的有:美国加菲尔德创建的《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简称SSCI)和《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简称A&HCI)、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主持完成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简称CSSCI)、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主持完成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2004 年版)、北京大学图书馆主持完成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8年版) 等。尤其是CSSCI 是我国社会科学管理部门和社科专家、学者对于建立科学文献检索系统和评价指标的实践结晶， 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教育部重点社科项目研究成果，作为我国社会人文科学主要文献信息查询与评价的重要工具。CSSCI来源期刊(2008－2009年版)共有25类学科528种，扩展版来源期刊24类152种，来源集刊19类?86种。经过十年的实践， CSSCI 已经发展成为全国高校和其他科研机构以及广大的社会科学研究人员普遍认同的、科学的、规范的期刊检索系统， 已经成为社科成果评价的一种品牌， 标志着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管理已按照国际标准， 从封闭走向开放，走向科学化、规范化的轨道。
三、高职院人文社会成果评价原则
1.科学性原则。首先要有科研理论做指导，使评价指标体系在基本概念和逻辑结构上严谨、合理，抓住科研工作的实质，并具有充分的针对性。同时，还必须客观地反映高职院校科研实践，抓住科研工作中最重要的、最本质的和最有代表性的方面。合理、有效的成果评价不仅包括制定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 而且包括评价者对评价指标的科学、规范的掌握和运用， 即评价体系与评价形式的双重科学性。 2.创新性原则。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是以探索性和创造性为基本特征的，是对客观世界的正确认识的过程，是不断修正错误的理论和认识、正确把握客观世界的运动规律、指导人们实践的过程。高职社科研究成果是否具有创新性，应当是评价科研成果的唯一标准、最高标准。不具创新也就失去了学术意义。
3.可比性原则。评价体系要能适应在不同时期以及不同评价对象间的比较，既适应于同一对象基期与报告期的纵向比较，又适应于不同评价对象之间的横向比较。同时，高职学院的科研水平与能力是不可能与办学历史较长的本科高校相比拟的，因此，在横向比较时应按同类型、同层次的学校来进行比较和评价。
4.实用性原则。评价指标体系具有简约性、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简约性指尽量选取较少的指标反映较全面的情况；可行性指评价指标所需的数据要易于采集，无论是定性评价指标还是定量评价指标，其信息来源渠道必须可靠，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能够保证，并且容易取得；可操作性指所选取的指标要尽量与评价对象现有数据衔接，必要的新指标应定义明确，便于数据采集。高职学院的在办学过程中形成社科成果，必须对高职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有指导意义，产丰富与充实其它科学的的理论，才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5.实效性原则。一方面重视成果自身“含金量”及对学科理论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另一方面， 有些社科研究成果包涵巨大的潜在效益， 是社会现象历史轨迹的再现， 需要时间和实践的双重检验， 社科成果评价者也必须重视这种潜在性。高职教育在我国的发展历史不长，理论研究不足，因此研究和探索高职教育与院校管理的成果，对促进区域经济建设、更好地实现服务地方经济服务功能具有现实意义。
6.综合性原则。成果评价不仅是对成果价值的一种认可， 更重要的则是对社会行为的规范发挥潜移默化的主导和辐射作用。由于社科研究的社会性和时代性以及成果价值的多样性， 使得社科研究成果的评价表现出高于自然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复杂性。建立在成果价值多样性和复杂性基础之上的评价准则， 具体评价时必须考虑因地、因时、因人等各种主客观因素， 确保评价的全面性和整体性。
7.发展性原则。社会在不断发展，这就要求社科研究成果评价者必须与时俱进， 以科学的发展观去评价具体的研究成果。另外， 评价的标准也要随之不断地发展变化， 以适应社科发展的趋势和规律。随着高职教育的发展，对高职教育的研究也在不断地深入，因此，高职社科成果也要不断推陈出新。
社会现象评论范文 第18篇
摘 要：公平是社会保障制度追求的根本目标，也是这一制度的本质体现。近年来，社会保障的公平性问题越来越受到公众的关注。本文根据公平性理论分析了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在公平性方面的问题及其原因，以及提高社会保障公平性的措施。
关键词：公平;社会保障制度
一、公平理论
1、公平的基本含义
关于公平的含义，学界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它涉及几个相关概念：正义、公平、公正、平等，它们有不同的优先等级。其中贾可卿指出：正义：社会发展所必须的、有助于增进公共利益的应然安排。它超越既定的法律法规和其他一切制度规范，高于公平、公正和平等。
公平、公正是指社会成员的利益和权利分配符合公认的、既定的标准，它们是正义的基本表现形式。二者的细微差别：公平主要是就当事人而言的，而公正则侧重于对第三者的评价指其行为独立，不受干扰，不偏不倚。平等则是指利益和权利完全相同或相等的分配，是公平、公正从而也是正义的一种基本形式。
2、公平的分类
公平可以划分为经济公平与社会公平，社会公平是指对公平的判断和感受。经济公平指的是经济学家们所说的公平的三要素，即机会（起点）公平，过程（规则、程序）公平和结果公平。由于个人的禀赋及贡献的大小不一致，收入自然有差距。只有机会公平，过程公平的情况下，结果的差异才是公平的。
3、公平的评价标准
从收入分配视角来说，目前，国际上对收入分配的均等性有一个大致的参考标准：基尼系数之下为高度平等，是低度的不平等，以上是高度的不平等。
二、社会保障公平性的概念及评价指标体系
社会保障中的公平是指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国民并保障满足其基本生活需求，普遍性地增进国民的福利，不因身份、性别、民族、地域等差异而歧视或者排斥任何人。
根据公平的分类，社会保障公平性的评价指标主要有三个，第一，机会公平。它要求在社会保障制度设计时要做到制度广覆盖与定位精准;第二，过程公平。它要求在社会保障制度实施过程中确保制度的缴费标准，待遇领取条件和发放标准的公平性，坚持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第三，结果公平。它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最终目标。即实现促进社会公平与经济发展的目标。
三、我国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性分析
党的十报告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就是要实现公平正义，政府必须要不断地完善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内涵的社会保障体系，充分地保障人民群众平等发展，平等参与的基本权利。
当前，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虽然在覆盖面上有了很大的扩展。但是，从制度建构的角度看，当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仍然没有解决公平性的问题，其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保障总体水平偏低，社会保障支出规模有限
总体来说，我国社会保障水平处于一个较低水平。近年来我国虽然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加大对社会保障的财政投入，支出的绝对值和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也呈上升趋势，但是由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立起步较晚，在发展中国家，我国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属于偏低行列，而与发达国家相比，也有相当明显的差距，所以逐步提高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总体水平，仍然是我国今后一段时期的主要任务。
2.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小
由于社会保障制度设计方面的局限性，部分社会保障项目未按照公平，普惠的原则，导致覆盖面有限。例如，工伤保险未涵盖社会团体，农村乡镇企业职工和农村干部等人群。生育保险未涵盖城镇无业居民，农村居民。新农保也没有实现农村的全覆盖。因此，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公平性明显存在不足。
3.社会救助与福利制度方面存在缺陷
由于社会救助与福利制度体系不完善，覆盖范围窄，只针对特殊群体，目标瞄准存在偏差，导致弱势群体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保障，不符合普惠的标准。例如社会救助通常需要家计调查，而我国的低保制度由于管理监督体系的不完善，无法有效核实家庭收入，造成了社会保障公共资源的浪费。
4.社会保障制度统筹层次低
由于现行的养老保险基金统筹层次为省级统筹，医疗、工伤、失业等社会保险为县市级统筹，县市省多级别交错，统筹层次较低，使社会保障资金难以自由流动，不利于缩小地区差异。
四、提高社会保障公平性的对策
1.扩大社会保障支出规模，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随着经济发展，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力度，尤其是对农村的投入，避免城乡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2.将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和提高统筹层次相结合
在提高统筹层次的同时加大社会保险金的征缴力度，从而实现全覆盖。只有提高资金的利用率，合理确定社会保险的缴费率以及保障水平，保证“应保尽保”，才能不断提高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性。
3.完善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在解决这类问题时应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统筹兼顾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合理确定低保标准。第二，各级政府进一步加大对低保制度的支持力度，重视分类施保和配套政策的作用。第三，加大社会支持，提升低保群体的自我发展能力。第四，健全社会化管理体系和有效的监督体系，进一步完善低保制度。
社会现象评论范文 第19篇
一、艺术批评教学应该理论和实践教学并重，尤重实践教学
一些优秀艺术作品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真正的艺术魅力，需要艺术批评来发现和评价，指导和帮助广大群众进行艺术消费。需要通过艺术批评对艺术现象进行分析与研究，做出科学判断与评价，帮助人们更好地鉴赏艺术作品，提高鉴赏能力和鉴赏水平。
用一定的理论和批评标准对作品做出判断并不难，只要熟悉和理解艺术理论和方法就能对艺术现象做出判断，但理论和标准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美术现象本体，这种判断又是否符合艺术市场的规律就成为艺术批评的关键。我国现代艺术批评还相对比较弱，没有形成符合中国艺术实际的理论体系。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现代西方艺术批评理论也被引入中国，丰富和发展中国艺术批评理论的同时也显出强烈的水土不服。从内容上看，现代西方艺术理论，主要是美学理论，并不关心艺术本体的规律，而是通过研究艺术现象提出新的概念、理论，构成自己的思想体系，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庸俗社会学美学，它与直觉主义美学和现象学美学的观点极端接近。他们的观点是把艺术归结为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就像在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中一样，承认艺术中只有思想内容是本质的，它使艺术内容脱离这种内容体现的手段和形式，成为一种纯思想的推演和演绎。以这样的理论作为基础对艺术现象进行批评，只能是理论范围无限扩大，语言越来越晦涩抽象，什么都说就是不说艺术，形成了一种学院化理论倾向。
从教学效果上看，现代西方艺术理论扎根在西方文化土壤之中，是艺术理论家面对西方现代社会的艺术问题进行的理论分析。在对西方文化和社会现实知之甚少的情况下，面对这些五光十色的理论，学生眼花缭乱，无所适从，学习的结果就成了古今中外艺术理论的大杂烩。学习和借鉴西方艺术理论是必要的，但更要从艺术现象中发现与众不同的、也是我们时代最需要的东西。因此，就要求批评者有一双敏锐的“眼睛”——艺术发现力。这种敏锐的发现力就是一种艺术直觉。一般说来，直觉就是欣赏者未经理性分析与逻辑推演而迅速直接地把握客体对象的本质及其感性特征的能力。直觉洞察力不同于推理，不借助概念，却又包含着情感想象理解。批评家的洞察是一个复杂的活动，它是从纷繁复杂的艺术现象中敏锐地对现象本质的悟解力。“看”也正是“眼睛的思维”。阿恩海姆在《艺术与视觉》一书中明确指出：“一切知觉中都包含着思维，一切推理中都包含着直觉，一切观测中都包含着创造。”在一个真正艺术家的作品中经常可以发现其特有的敏感性，会感受到其独特的音调、动作、表情、形式、画面、题材等，有时是说不清道不明、稍纵即逝的感受，这种感受才是艺术批评所要表达的。这种敏锐的洞察力有其天赋的一面，更多的还在于个人后天的学习，是一种对各种知识的整合能力。也就是说，一个对知识具有很强整合能力的人，在文化、艺术、经济、科技、社会等方面的知识越多，他的直觉能力也就越强。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说：“贩卖矿物的商人只看见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特性，他没有矿物学的感觉。”同样，“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不是对象”，也就是说，我们的感官是经过训练的、具有文化感受力的感官，而不是纯自然生理上的感官，“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①艺术批评所需要的敏锐观察能力，它一方面来自对人类历史的学习——“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另一方面就是敏锐的观察，这种观察就是一种实践——感性活动。也就是说，实事求是研究艺术现象本体，诸如艺术作品、艺术运动、艺术思潮、艺术流派、艺术风格、艺术家的创作以及艺术批评本身等，才能得出实际的而不是空想的，科学的而不是抽象的判断来，因此，艺术批评教学加强理论教学的同时尤其应该加强实践教学，它是保持艺术批评科学性的前提和基础。
二、艺术批评实践教学是艺术市场专业课程建设的基础
艺术市场是以艺术商品和服务为主的市场交易行为，如果无法判断或者判断不出艺术商品价值，艺术市场运转就会产生困难，甚至最后崩溃。
艺术商品的价值是由艺术本体的价值和艺术载体的价值两部分构成的：艺术创作作为文化生产，不是纯粹手艺的展现，而是一种思想和精神的显现。克罗齐指出，艺术的本质不在于创作技术方面，不在于构思的物化，也不在于作品的构成，而在于艺术家意识中酿成的特殊精神内容，其形成的物质“外壳”只应该把这种内容凝定下来并传达给他人。这种物质“外壳”的物化就是艺术品，艺术家完美地表达出自己思想的作品才是有价值的作品，它的外显形式就是独特的个人风格。艺术本体的价值量是由以创作主体长期的累积劳动量为依据，以承认艺术创作经验、艺术传达和表现的技能技巧、个人禀赋才情的差异、社会影响和时尚因素以及稀缺程度为基础的市场认同的个别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艺术载体的价值大致分为三种情况：1.原创艺术载体。其价值量无法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确定。2.人工复制的艺术载体。其价值量也难以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计量。3.机械复制的艺术载体。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确定和计量。
艺术品的市场价格并非由艺术品本身的价值决定，更多的是由其使用价值来决定。任何商品都必须具有可供人类使用 的价值，商品的使用价值是指能够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属性，它是一切商品都具有的共同属性之一。艺术作品转化为商品必须具有使用价值，它既是艺术作品转化为商品的本质属性，也是艺术市场运行和存在的基础，艺术品具有使用价值是艺术品具有价值或价格的物质基础。
艺术品的使用价值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针对具体的人。人不仅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是社会存在物。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得出了人的本质的科学论断：“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②列宁认为社会关系分为两类：物质的社会关系和思想的社会关系，这两类社会关系又是多层次、多方面的。物质的社会关系一般指人们在物质生活资料生产活动中形成的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关系。思想的社会关系是指建立在物质的社会关系基础上的，包括政治的、法律的、道德的、宗教的关系等。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人们，由于时代历史背景、文化传承、艺术交流、审美心理、价值取向、经济状况、国家有关政策以及市场需求、媒介“炒作”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具体艺术品对使用主体将表现出不同的使用价值，表现出较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使用价值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就会给炒作留下足够的空间，在人为的炒作推动下就会出现市场混乱，不利于市场发展和建设。这就需要艺术批评能够对艺术现象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进行科学分析和评价，有利于使用价值明确和稳定。
综上所述，艺术批评实践教学也为艺术史学科和艺术理论学科的教学提供资料和理论支撑，促进艺术学科适应时代和市场需要。同时，艺术市场具有一般市场运行的规律，但更多的是艺术市场自身的特殊规律，艺术管理类学科要想真正反映艺术市场的特殊规律，就必须深入艺术市场内部，实事求是而不是生搬其他市场规律，就必须研究艺术品的经济规律，艺术批评实践教学就是研究艺术经济规律的关键。我们强调艺术批评的建设的重要性，并不是说艺术批评可以包办艺术市场课程建设，也不是说艺术批评的地位有多高，只是说，艺术批评处在艺术市场学科中的基础和纽带的作用，我国目前艺术市场学科教学和建设还比较薄弱，通过加强艺术批评学科建设来促进和协调其他学科建设，有利于尽早形成艺术市场完整的学科体系。
（注：本文为天津财经大学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艺术设计实践教学研究》研究成果之一）
注释：
①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_全集（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26.
社会现象评论范文 第20篇
关键词：新闻评论；党报；都市报
当今社会，新闻评论在指导读者、引导舆论、解读社会、满足受众信息需求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对媒体自身发展的影响也很大，办好新闻评论已成为办好报纸的有效途径之一。本文选择《_》、《南方日报》和《燕赵都市报》三份报纸作为分析对象，对这三份报纸的评论文章进行特征分析，并就文章选题、评论对象、文本结构和标题制作等方面做出比较。
一、三种报纸的基本信息分析
二、报纸评论的选题来源与类型分析比较
党委机关报评论的内容涉及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因而，其选题来源多种多样，比如上级指示和工作部署、国内外重大政治事件或者某一时期社会形势。当然也包括大家普遍关注的社会现象，如当今经济危机的影响以及人们对经济发展走向的考虑，如文章《推动经济长远健康发展》（_2009年9月1日3版国际论坛栏）。都市类报纸新闻评论的选题来源与党委机关报有较大差别。每天全国各地可以成为新闻评论话题的新闻成千上万，而都市报的新闻评论版容量却十分有限，这要求都市报的新闻评论版在选材指向上更加重视“本地化”。
以燕赵都市报为例，新闻评论选题多是来源于具体的新闻事件或者是其他报纸刚刚报道过的一件事情或一种社会动态，比如《积极赔偿该不该影响对孙伟铭的量刑》（燕赵都市报9月7日时评版）。这类评论以一定的新闻报道为背景，阐述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并由此深化，扩大思考社会上的若干行为。与党委机关报调查评论相比，都市报评论往往是选择本地的报纸内容，综合起来，用夹叙夹议的方式对事件进行解读和评价。
三、报纸评论选题主题、性质分析比较
在评论主题的选择方面，不同种类的报纸显示出了明显的广泛性。至于新闻评论选题的性质，通常是指评论的视角，一般分为三类：赞扬鼓励、批评警示和一般性客观分析。就本文所选择的三家报纸可以看出，党委机关报评论作用在于宣传和指导，所以选题以赞扬鼓励类和中性的居多，但也有数量很多的批评警示类评论。如南方日报的评论《酒后代驾乱象源于行业监督缺失》，就是根据一个当前社会中存在的一些不良现象，深化到行业制度层面的评论。值得注意的是，在评论的写法上逐渐向贴近性、群众性靠拢，比如《上班“偷菜”不如回家卖红薯》。都市报侧重于信息和服务功能，在为大众提供信息服务的同时，帮助受众进行相关问题的思考。因此，它的评论多是批评警示，或是单纯地针对具体的事件发表意见。
四、新闻评论标题制作及比较
五、报纸评论的文本结构与语言特征探讨
不同报纸新闻评论的文本结构与语言特征往往不同，会影响到评论文本的话语模式和交流感。而党委机关报和都市报在定位和功能上的差异性，在评论的文本结构和语言特征上也会有所反映，形成不同的话语模式。过去一些党委机关报在话语模式上有些“官腔”，比如，多长句和复句，说教味浓重，官话“套话”多，文章表达比较生硬，交流性较弱。不过，正在转型中的党报有较大改进，在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方面做得较好。都市报面向的是大多数民众，其新闻评论较多用平等的口气、谈话的口吻进行交流，互动感强，使人较愿意接受。综上比较，党委机关报和都市报的评论在很多方面存在差异，这主要是由于党委机关报和都市报的自身所肩负的任务不同、定位不同而产生的，因此，在评价和组织不同报纸的新闻评论时，应该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面对这些差异，对它们的差异做出合理的处理。
参考文献：
[1]赵娜：《媒介在文化传播中的角色——以燕赵都市报为例》.
社会现象评论范文 第21篇
关键词：审美艺术批评诗化批评审美品格
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社会学批评、文化学批评以及注重审美艺术的批评是三种主要的批评模式。其中社会学批评占主导地位且贯穿始终，它强调文学与社会活动的关系，认为文学再现生活并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的影响下形成，因而文学作品的主要价值在于它的社会功用和历史意义；文化学批评则侧重于探询这一时代文学现象中特定民族文化心理的构成与表现，极力展示文学现象中的地域文化特征及其意象与故事的文化原型，与社会学批评一样，也是一种从外部研究文学的批评；而审美艺术批评则注重文学的内部规律，以人本主义为基础，尊重艺术感受和审美经验，显示出纯正的审美艺术情趣——一方面，它继承了以中国古代诗话、词话为代表的依赖主观直觉的传统印象式批评方式，同时它还吸纳、内化了西方现代文学批评观念，在中西合璧的基础上创造出既具有民族文论底蕴又含纳现代意识的独特批评模式——在文学因审美尺度的缺席而走向非文学化，并导致批评与创作的亲缘关系日渐疏远的现代文学史上，审美艺术批评以其对批评审美纬度的自觉维护，确立起一个内容更为丰富、生命更为蓬勃的批评模式，并将其融入到现代批评范式的建设之中，在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因此，对审美艺术批评进行深入的理顺和廓清具有积极的文学史意义，同时可为当代文学批评提供镜鉴。
由于批评界始终未能给予审美艺术批评以清晰的、统一的界定，而审美批评这一概念又过于宏疏，因此笔者试图用“诗化批评”这个概念来命名。如何理解“诗化”呢?它意指一种具有强烈的诗情诗性的批评方式。如果说，一切诗的热情都必然被理性所穿越，必然积淀着诗人对世界的理解的话，那么，审美艺术批评显然开始于诗的热情，也伴随着诗的热情。从诗的运作方式来说，诗本身就是瞬间的直觉和印象，这与审美批评对文本的切入方式相贴近：诗最本质的特征是抒情美。这与审美艺术批评优美的随笔文体相吻合；而诗常用的赋、比、兴等修辞手法在审美艺术批评中随处可见。因此，“诗化”是审美艺术批评所具备的区别与其他批评模式的杨心质素，用诗化批评来命名审美艺术批评模式，是具有切实的理论可行性和创新意义的。那么，诗化批评究竟该如何界定呢?它具有哪些独特的审美品格呢?
所谓诗化批评，是指区别与社会学批评和文化学批评的一种文学批评模式。它站在尊重艺术规律和审美感受的立场上，以个人的瞬间直觉和印象为切入点，注重个人的主观批评，采用语言优美的随笔式文体。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诗化批评发端于周作人，中经沈从文、梁宗岱等人承续，在李健吾手里成熟，并在唐湜的批评中发扬光大。本文拟从文学批评的立场、在文本中的切入点、批评文体及语言四个方面进行界定，并探讨其审美品格。
一、从批评的立场看，不同于社会历史学批评注重发掘文学作品的社会功能及政治内涵以满足自己的期待心理，从而达到较为明显的功利目的；亦不同于文化批评注重研究人类文化问题在文学领域的现状，追求文化理论的文学例证化；诗化批评从个人的审美感受出发，倚赖自我的艺术感受、审美经验，反对以先验的理论和凝固的标准来剪裁文学。诗化批评不是对作品进行剖析和肢解，也不是蛀虫式的文字考据和索引，更不是套用空洞的理论或外在政治观念将其作为相互攻讦的工具，而是全身心投入作品，以自我的存在去感悟、拥抱另一个存在尽量去体验作品的艺术世界以及支持这艺术世界的作家心灵世界。
社会现象评论范文 第22篇
论文摘要: 人文社会科学是人类整个科学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了解人文社会科学成果概念及分类，探讨目前我国高校认可的社科成果评价体系，阐述高职院人文社会成果评价的八项原则。
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评价已成为学术发展的瓶颈，不科学、不合理的评价已催生了大量的学术不端现象甚至学术腐败，严重阻碍了学术的繁荣和发展。高职院校作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的中坚力量, 迫切要求加强建立和完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体系和机制, 鼓励科研创新, 营造崇尚学术、促进学术进步的良好学术氛围和制度环境。探讨高职学院人文社科成果的评价原则，有利于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升高职科研竞争力。
一、人文社会科学成果概念及分类
人文社会科学以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运作和社会变革等社会现象作为其研究对象, 其研究成果本身就是以对诸多社会现象、社会规律、社会实践的价值和意义作出判断和评价的形式而存在的, 相比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 表现出其内在的广泛性、复杂性、历史性和社会性。人文社会科学是一个由众多学科组成的庞大学科群，包括：哲学、历史学、文艺学、宗教学、语言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管理学、教育学、军事学、新闻传播学、体育科学、情报与文献学、地理学等25大类。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形式可分为：著作、论文和研究咨询报告三类，按研究的内容分为: 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决策咨询研究。
二、高校认可的社科成果评价体系
三、高职院人文社会成果评价原则
1.科学性原则。首先要有科研理论做指导，使评价指标体系在基本概念和逻辑结构上严谨、合理，抓住科研工作的实质，并具有充分的针对性。同时，还必须客观地反映高职院校科研实践，抓住科研工作中最重要的、最本质的和最有代表性的方面。合理、有效的成果评价不仅包括制定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 而且包括评价者对评价指标的科学、规范的掌握和运用, 即评价体系与评价形式的双重科学性。
2.创新性原则。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是以探索性和创造性为基本特征的，是对客观世界的正确认识的过程，是不断修正错误的理论和认识、正确把握客观世界的运动规律、指导人们实践的过程。高职社科研究成果是否具有创新性，应当是评价科研成果的唯一标准、最高标准。不具创新也就失去了学术意义。
3.可比性原则。评价体系要能适应在不同时期以及不同评价对象间的比较，既适应于同一对象基期与报告期的纵向比较，又适应于不同评价对象之间的横向比较。同时，高职学院的科研水平与能力是不可能与办学历史较长的本科高校相比拟的，因此，在横向比较时应按同类型、同层次的学校来进行比较和评价。
4.实用性原则。评价指标体系具有简约性、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简约性指尽量选取较少的指标反映较全面的情况；可行性指评价指标所需的数据要易于采集，无论是定性评价指标还是定量评价指标，其信息来源渠道必须可靠，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能够保证，并且容易取得；可操作性指所选取的指标要尽量与评价对象现有数据衔接，必要的新指标应定义明确，便于数据采集。高职学院的在办学过程中形成社科成果，必须对高职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有指导意义，产丰富与充实其它科学的的理论，才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5.实效性原则。一方面重视成果自身“含金量”及对学科理论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另一方面, 有些社科研究成果包涵巨大的潜在效益, 是社会现象历史轨迹的再现, 需要时间和实践的双重检验, 社科成果评价者也必须重视这种潜在性。高职教育在我国的发展历史不长，理论研究不足，因此研究和探索高职教育与院校管理的成果，对促进区域经济建设、更好地实现服务地方经济服务功能具有现实意义。
6.综合性原则。成果评价不仅是对成果价值的一种认可, 更重要的则是对社会行为的规范发挥潜移默化的主导和辐射作用。由于社科研究的社会性和时代性以及成果价值的多样性, 使得社科研究成果的评价表现出高于自然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复杂性。建立在成果价值多样性和复杂性基础之上的评价准则, 具体评价时必须考虑因地、因时、因人等各种主客观因素, 确保评价的全面性和整体性。
7.发展性原则。社会在不断发展，这就要求社科研究成果评价者必须与时俱进, 以科学的发展观去评价具体的研究成果。另外, 评价的标准也要随之不断地发展变化, 以适应社科发展的趋势和规律。随着高职教育的发展，对高职教育的研究也在不断地深入，因此，高职社科成果也要不断推陈出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