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运论文范文 第1篇
[关键词]_ 五卅时期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政治传播
中国_自成立之日起，始终重视政治传播的开展，并将政治传播作为发展组织、开展革命的重要手段。政治传播是指“政治传播者通过多渠道、多媒体、多符号传播政治信息，以推动政治活动过程、影响受传播者的态度与行为的一种对策”[1]p25。传播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前提。为了普及马克思主义的学说，_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撰写了大量通俗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为党在五卅时期思想宣传事业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_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途径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作为_中央局委员的_迅速投入斗争。他参加中央和江浙区委会议，商讨方针策略，部署下一阶段工作。_既亲临前线，又深入不同群体，借由不同的传播渠道宣传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在实践中指导工人运动，推动五卅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
第一，以党报党刊为宣传阵地。_为了宣传党的主张，及时正确地报道全国民众反帝斗争的情况，批判帝国主义的造谣诬蔑。他支持_创办《热血日报》的决定，并担任主编。_在《热血日报》上连续发表文章，及时报道五卅工人运动的状况，引领工人群体进行斗争。他发表的社论，旗帜鲜明地宣传中国_的政治主张，是动员和指导革命群众向敌人进行战斗的檄文，其立论的依据和论证的思想内容，既蕴涵党性原则，又贯彻马克思主义的策略思想。社论严格按照党的的精神，宣传口径与_的主张和政策相吻合，结集各阶层群众于_的旗帜下。《热血日报》能向工人阶级传播马克思主义，帮助他们理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于是成为党领导五卅运动最具影响力的传播载体。
第二，与戴季陶论战。戴季陶是资产阶级右翼代表。作为中国中央常务委员、宣传部部L的他，在1925年_逝世后，积极参加西山会议派的_活动，先后发表《_主义的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等小册子，反对_的三大政策。_先后发表《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五卅运动中之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等文章，痛斥“戴季陶主义”的反动性，一针见血地指出“戴季陶主义”的实质是资产阶级民族改良主义。_通过论战和批判，宣传了马克思主义，打击了资产阶级新的进攻。
第三，深入工人群体。_特别重视联系群众，了解工人的生活疾苦和真实思想，经常亲自找工人谈话，核对材料。为了有的放矢地进行宣传工作，他还经常深入工人生活区调查研究，倾听他们的意见和要求，更好地为工人发声。
第四，发表演说。1925年12月，_在上海大学作了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报告，开宗明义，指出这“是全国人都注意的问题。而且这不单是学理上的问题，是实际的问题”[2]p225。报告分析当前的政治形势，揭露破坏_、反对_的活动。同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阐述当前斗争的重要意义。
二、_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内容
_在他的文章中深刻分析五卅运动发展的形势，及时提出斗争任务和策略，总结运动的经验教训，抨击用心险恶的阶级敌人。这些传播内容是他正确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革命实践中，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和战斗性及指导意义。
第一，关于中国革命敌友的问题。五卅运动发生后，很多人还分不清斗争的敌友，于是_撰写社论《谁是敌谁是友？》指出，英、美、日等帝国主义都是中国人民的国外敌人，国内的敌人是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因此要对他们丢掉幻想。_指出，中国人民在国外的朋友只能是同样受压迫的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农民以及受到列强压迫的其他弱小民族。
第二，指明工人运动的策略和方针。从日本纱厂工人罢工开始，_就一再揭露和抨击日本资本家对中国工人的残酷压迫剥削。同时，他根据日本资本家采取关厂抵制的政策，提出使工人经济斗争转变为反帝民族斗争，同当时正在兴起的反帝运动相汇合。_以大量具体事实，彻底揭穿了帝国主义制造的种种谎言，指出五卅事件的政治实质和根本解决之道――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这极大地帮助群众认清事件的真相，继续坚持斗争。_在《热血日报》上发表社论，揭穿帝国主义的阴谋，明确五卅运动的斗争方向和目标，不断依据时局的变化情况指导群众斗争。
第三，宣传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领导权。_在参加领导五卅运动的过程中，具体阐明革命要由无产阶级而非资产阶级来领导的真正原因。他认为工人阶级一无所有，同时处在最受压迫的地位，所以不但要改善这一群体本身的经济地位，而且要代表其他劳动阶级的利益。_还分析了无产阶级具有的优点，例如有明确的反对帝国主义的观念，因而能够成为民族革命的领导者。
三、_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经验成果
当时对于群众来说，马克思主义是非常陌生的外来文化，_十分重视将枯燥的理论观点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传播，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群众基础。_的传播实践使马克思主义初步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一，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一开始就明显带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任务，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有关革命的学说为己所用，因为时代迫切需要能够解释现实、引导普通大众的思想学说。_非常重视理论与工人运动相结合，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实践基础。
第二，实现传播渠道的多样化，扩大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群众基础。_不仅在党报党刊发表社论、文章，还利用大学讲演等渠道，多方面传播马克思主义，努力扩大五卅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面。_作为传播者，充分了解不同对象的关注点和需要，在传播活动中积极接受反馈。这些都为大众化的实现奠定了基础。
工运论文范文 第2篇
关键词：；历史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
爆发的过程、特点及其历史地位和意义，都充分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科学内涵。爆发于北京，最后范围扩展至全国20多省区，参加运动的社会阶层多样，人数众多。是一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群众性革命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与意义。
一、爆发的过程
1919年5月，爆发，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的发生有其特定的时代和历史条件。首先，中国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力量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逐步壮大，这两股新生的社会力量为的爆发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其次，在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思想解放的潮流中涌现出一大批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准备了最初的群众队伍和骨干力量。再次，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国内的革命浪潮，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中国的爆发。而巴黎“和平会议”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则成为的直接导火线。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等北京当地的十几所学校的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前集会，学生们高呼着“外争，内惩_”的口号展开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活动。北洋政府严厉镇压了此次活动，但的火焰并未就此熄灭。同年6月5日，上海工人大罢工，声援北京学生的示威游行活动。随后，这场反帝爱国运动扩展到了20多个省区、100多个城市，成为了知识分子、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共同参加的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迫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压力，北洋政府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也没有出席巴黎和会的签字仪式。最终取得了胜利。
二、的特点
第一，是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提出了“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和“另起炉灶，组织新政府”这样的口号，充分体现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主题。第二，是一次真正的群众运动，参与的有青年学生、工人、市民、工商人士等中下阶层。充分动员了广大的人民群众，是一场全民运动。第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此时国民深受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痛，对帝国主义有深刻清醒的认识。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让国内一些有识之士看到了救亡图存之路，并开始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展现了伟大的力量，他们的罢工浪潮有力打击了北洋政府的黑暗统治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嚣张气焰。掌握一定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认识到了工人阶级力量的伟大，开始深入到工人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_的诞生奠定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三、的历史地位与意义
无论对于中国历史发展还是世界格局走势而言，都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与意义。在国内，有不少学者对的历史地位和意义做了研究。关于的历史地位和意义，学者们从很多的角度进行了不同的诠释和解读。有的是从民族角度和爱国情感出发，有的则着眼于人民群众思想解放来认识的历史地位和意义，有的从政治角度去研究，还有的把置于中国社会转型和现代民族国家发展的过程中来看待其历史地位和意义。其中，李东朗站在国民情感与意识角度指出，运动动员了全国人民的爱国情感，提升了广大国民的国家意识和责任意识[1]。齐卫平则从人民思想解放的角度阐述了的意义，认为促进人民群众主体意识觉醒、促进知识分子思想的转变，这在民族遗产构成中具有重要价值[2]。在政治发展的层面上，萧超然和宋月红通过考察史实，认为为政治发展提供思想资料、认识根据，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政治文化的近现代变革[3]。王续添将置于中国社会转型和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中，强调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创造新文化，建构和形成新的民族认同，使中国政治从传统向现代转型[4]。赵耀认为，是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起点[5]。
四、蕴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
（一）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论思想。是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它立足于当时北洋政府的黑暗统治以及帝国主义列强企图瓜分我国殖民我国的历史事实，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论的方法论，即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同时，最初由知识分子掀起，一部分知识分子已经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他们的宣传与组织，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向着一个正确的光明的方向前进，而事实也正如此，这同样体现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辩证唯物论方法论，即要树立正确的意识。学生、工人、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立足当时内忧外患的国情，在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的驱动下反帝反封建，无不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辨证唯物论的方法论，即将尊重客观事实和发挥主观能动性相结合。
（二）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思想。早在爆发前期，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的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就已经认识到了北洋政府倒行逆流。同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也为当时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带来了救亡图存的希望，一部分人也有了革命的念头。于1919年8月就指出：“我们最近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6]在1918年下半年，他相继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著名文章，已经能够划清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界限，并认为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只能是社会主义。以及随之而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充分体现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方法论，即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和归宿。同时，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在革命过程中不断逐步成熟，这也体现出了认识论中的在实践中认识和发现真理，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的方法论要求。
（三）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思想。学界对于的历史地位和意义作了很多的界定，其中，李东朗认为，广泛动员了全国人民，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情感，提升了广大国民的国家意识和责任意识。齐卫平从人民思想解放的角度阐述了的意义，他提出，促进了广大人民群众主体意识的觉醒，促进了知识分子阶层思想的进步，这在民族遗产构成中具有重要价值。从中不难看出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联系的普遍性、客观性、多样性原理。萧超然和宋月红立足史实，认为为政治发展提供思想资料、认识根据，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政治文化的近现代变革。王续添着眼于中国社会转型和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强调的创造新文化以及建构和形成新的民族认同的作用，肯定了推动中国政治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意义。这表明，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的实质及其方法论，即发展的前进和上升，新事物必将取代旧事物的的哲学思想。
（四）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广泛地发动人民群众，是一场群众性的革命运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赵耀指出，是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开端。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群众史观原理，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工人阶级在中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也反映出了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的群众史观原理。之所以能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能坚持群众观念，坚持群众路线。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中价值观的导向作用原理肯定价值观对于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具有导向作用，因此就要求我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而正确价值观念的标准恰是要符合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强调保护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主义最崇高的社会理想。以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做指导，因此其前进方向必然是顺应时代潮流合乎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其成功也是历史之必然。充分体现出了历史唯物主义中价值观的导向作用原理及其方法论要求的科学内涵。
从爆发的过程、历时特点以及历史地位和意义上，都体现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是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同时也是一场群众性的革命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同时也是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起点。的成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离不开以工人阶级为主导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立足内忧外患的国情，以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为指导，充分发动了群众，这体现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辩证唯物论的方法论要求：一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二是树立正确意识；三是尊重客观事实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相结合。以先进思想为指导，在革命的实践中逐步发展壮大，掀起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浪潮，这印证了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和归宿，在实践中认识和发现真理，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方法论。的意义深远而广泛，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辩证法联系观原理。正是缘于对于群众的广泛发动，人民群众思想解放，革命运动才能在全国范围内陆续开展起来。的成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发展观的有力佐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充分发动群众，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这正是得以成功的法宝。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的体现，即坚持群众观点，坚持群众路线。同时这也说明了树立正确价值观的重要性，用实践为我们阐明了正确价值观的标准，即要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要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蕴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再次回顾后我们不难发现，它的爆发过程、历史特点都渗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科学内涵，其伟大而又深远的历史意义也无不在折射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光辉。因此，它的成功是大势所趋，历史必然。
参考文献：
〔1〕李东朗.与民族意识的空前觉醒[J]._党史研究，2009，（06）.
〔2〕齐卫平.在思想解放层而上显示的历史意义[J].党史研究与教学，2009，（03）.
〔3〕萧超然，宋月红.“五四”新文化与现代中国团[J].东方，1999，（04）.
〔4〕王续添.五四：建构民族主义与凸显社会转型[J].史学月刊，2009，（05）.
工运论文范文 第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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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运论文范文 第4篇
关键词：语言学转向 胡适 文学改良 工具论
一.胡适“文学改良”的“工具本体论”观点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第2卷第5期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吹响了“文学革命”的号角。文章提出“文学改良”“八事”：“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等，这些条款加之此时轰轰烈烈的废除古文、扶持白话的白话文运动，从语言“工具层面”与旧文学摆出了“决裂”的姿态。
这次带有浓厚“形式主义”色彩的文学革新运动，被胡适视为一生的得意之作，他在不同场合反复标举其“思想觉悟”的重大历史意义。在对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的总结时，他说这次文学革命的主要意义“实在只是文学工具的革命”，因为它“一面是那几千年因袭下来的死工具，一面是建立一千年来已有不少文学成绩的活工具；用那活的白话文学替代那死的古文学，可以叫做打破坏，可以叫做大解放，也可以叫做‘建设的文学革命’。”i稍后，他又强调新文学之所以是活文学，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语言工具被更新了，由死的变成活的了，“文学要怎样才能新呢？必定先要解放工具，文学之工具，是语言文字，工具不变，不得谓之新，工具解放了，然后文学的内容，才容易活动起来。”ii而在对新文学缘起进行总结时，他更进一步阐述他的“新觉悟”，并把它上升到文学史的高度，甚至是文学规律的高度：文学史的演变就是一部工具史的演变，文学史的发展就是一部语言文字的更新换代历史，“（1916年）从二月到三月，我的思想上起了一个根本的新觉悟。我曾彻底想过：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只是‘活文学’随时起来替代了‘死文学’的历史。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须另换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我们可以说：历史上的‘文学革命’全是文学工具的革命。”iii一直到晚年，在唐德刚先生为其进行“口述自传”记录时，他仍然将自己的这一“觉悟”看成是对中国文学发展史的一大贡献，“今日回思，在一九一六年二三月之际，我对中国文学的问题发生了智慧上的变迁。我终于得出一个概括的观念：原来一整部中国文学史，便是一部中国文学工具变迁史――一个文学或语言上的工具去替代另一个工具，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个文学上的语言工具变迁史。同时我也得出另外一个结论：一部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部活文学逐渐代替死文学的历史。我认为一种文学的活力如何，要看这一文学能否充分利用活的工具去代替已死或垂死的工具。当一个工具逐渐消失或逐渐僵化了，就要换一个工具了。在这种嬗变的过程之中去接受一个活的工具，这就叫做‘文学革命’。”iv
显然，这个“工具论”既是传统的，也带有强烈的本体论色彩，在他眼里，语言首先是一种工具，是一种表达思想的器具，但同时它又是思想本体。一方面语言是思想的载体，另一方面载体又与所载内容合二为一，甚至决定着所载内容。运用到文学实践中，在他看来，首先需要变革的不是内容，而是工具形式――工具发生变化了，形式发生改变了，思想内容也就随之发生变化，因此，一部中国文学发达史，就是一部中国文学工具亦即文学形式的变迁史，文学变革的着力之处应该在于文学形式而不是所谓的思想内容。
在过去相当一个时期内，由于受到纯粹工具论的影响，对胡适的文学改良论的意义，一直被局限在“形式主义”的范围内加以认知。那种纯粹工具论的认识，有来自传统的，但主要是来自苏联的，如列宁说，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v_也说，“语言是工具、武器，人们利用它来互相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vi革命导师的认识对中国思想文化界影响深远，全盘接受了这种观点，他把从变革语言工具入手的文学革命概括为“形式主义”革命，理论根据就是就是来自苏俄的思想。也正因为如此，新文学史界一直延续一种“形式主义”旧说，并并这种眼光对这场根本改变旧文学面貌的“文学改良”运动，进行有保留的甚至苛责性的评价，“开始是文字改良，他还是形式技巧方面的，以后由文字改良到文学革命，这是从形式的革命走到内容的革命，从文字技巧走到思想了。”vii显然，这种评价把思想与工具分割为二，是一种典型的内容形式“二元论”观点。
二.“工具-本体论”与“语言转向”思潮的理论关系
如果M一步追问，胡适的“工具-本体论”与现代“语言转向”思潮倒有几分精神上的相通。“语言转向”是现代哲学史上的一次重要转折，一般认为，西方哲学从希腊到二十世纪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或三种模式，即是本体论-认识论-语言。在第一阶段，古希腊哲学的主题是本体论，探讨的问题是“存在是什么”、“构成世界的根本要素是什么”；到了近代，哲学研究的中心从本体论变成了认识论，所要探究的问题是探讨哪些东西是我们所能认识的；进入二十世纪又发生了一次根本性转向，语言取代认识论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它回答的是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语言的意义等问题，viii哲学的核心议题，不再是世界是什么、世界是否可以认识，而变成了用什么来加以认识，变成了“对语言的思考”。ix当然，这次转向之后，语言哲学又演绎为多个分支，或者说发生了“多次转向”，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回到了语言哲学的根本问题，比如语言的工具-本体论、言语行为理论、意义理论、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理论，等等，这些理论流派都可以视为语言哲学的衍生课题。“语言学转向”对人文社科界的影响，不单限于哲学领域，政治、文化、文学、艺术等领域也深受影响。
“语言学转向”对文学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对语言工具论的根本改写上。伽达默尔说，“语言根本不是一种器械或一种工具。因为工具的本性就在于我们能掌握对它的使用，这就是说，当我们要用它时可以把它拿出来，一旦完成它的使命又可以把它放在一边。……我们永远不可能发现自己是与世界相对的意识，并在一种仿佛是没有语言的状况中拿起理解的工具。毋宁说，在所有关于自我的知识和关于外界的知识中，我们总是早已被我们自己的语言包围。……我们只能在语言中进行思维，我们的思维只能寓于语言之中”。x在人与语言的关系问题上，他把“工具”从外在，变成了内在，从客体变成了主体，从异质性变成了同一性。更进一步说，语言转向给文学带来的直接影响是否定传统的工具论观点，强调文学语言的不及物性，将语言视为文学的唯一对象。其实，早在上世纪之初，一些天才诗人就靠其杰出的悟性，悟出语言的本体作用，如兰波说，“不是诗人在说语言，而是语言在说诗人”。xi沿着同一路数，一些思想家将语言视为一种独立的符号系统，对人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德国哲学家卡西尔认为，作为工具的语言文字不过是人类符号活动的产物和结果，而人的本质不过是“符号的动物”。xii卡西尔还认为符号与其对象之间的联系是自然的而非约定的联系，失去了这种自然联系，“人类语言的任何语词都不可能履行它的职务，而会成为难于理解的。”xiii符号和人融为了一体，谁也分不清“形式”和“内容”，这时，内容就是形式，形式就是内容。语言文字作为人类符号活动的特殊形式，它不仅是人类文化的承载工具，也是人类文化的物化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往往被语言所制约，正如海德格尔所言，“人洋洋自得，以语言创造者自居，自炫为语言的主人，实则是它的奴仆。”xiv
利用这种视角来观察胡适等新文化先贤的工具革命论，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在他们那里，语言文字不单是简单的“工具”，语言文字的革新也不单是“形式”革新。古文作为传统中国文人运思工具，凝聚着千百年来他们经验世界的意型，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由“形式”变为“内容”了，因此，废文言而倡白话就是实现其经验意型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五四新文学运动从语言文字这个工具入手，从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入手，竟能获得前所未有的成功，不能不说暗合着这个道理。
三.“工具-本体论”与“语言转向”的事实关联
如上所论，胡适的“工具-本体论”与现代语言哲学本质上是息息相通，十分相近的，甚至可以说是语言哲学的文学运用。既如此，问题也就接踵而至：胡适的“工具-本体论”与现代“语言学转向”思潮具有什么样的历史联系？
胡适提出文学改良思想，大体在上个世纪初，即1910至1916年留美时期，这个时期倒也是现代语言哲学的结胎时期，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诞生在1915年前后，俄国形式派文论也产生于1915年左右，但索绪尔思想的传播，此时尚未展开，形式派文论也不为世界所知，所以把胡适的“工具-本体论”思想与这些观点扯上联系也就十分勉强。
我们考察胡适早期思想，主要有两个重要依据，一是胡适早年日记，二是胡适的口述自传。当然，也可根据其他史料作为旁证。胡适文学革命思想的形成，大体可以从其早年日记中窥见端倪。胡适有记日记的习惯，早年生活，事无巨细，一一罗列在日记之中。其留学数年，留下了17卷留学日记（原作《藏晖室札记》），记录了七年生活行迹：“这十七卷札记是我在美国留学时期（1910-1917）的日记和杂记……到了最后三年（1914-1917），我自己的文学主张，思想演变，都写成札记，用作一种‘自言自语的思想草稿’。”xv他说，这些日记“把思想的材料、步骤、结论，都写出来，记在札记里……是绝好的自传。这十七卷写的是一个中国青年学生五七年的私人生活，内心生活，思想演变的裸的历史。”xvi日记之中，胡适把所读的中外书籍，中国的如《诗经》、《古诗十九首》、《左转》、《史记》等，外国的《冰雪姻缘》、《块肉余生》、《双城记》，史书希腊史、罗马史等，一一记录在案。在这些精神食粮中，我们无法得见语言哲学的影子。
而从其精神历程的另一个源头《口述自传》里，我们也无由得见其与语言哲学的丝毫联系。据胡适口述，他1910年进康奈尔大学学的农科，但由于对农学毫无兴趣，于是于1915年9月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研究部。在哥大，他主要接触了夏德教授和杜威教授。前者主授《中国上古史》和《中国与罗马交通史》，虽与胡适交往甚密，但对他思想影响甚微；后者主讲伦理学，对胡适一生的文化生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xvii杜威的哲学十分宽泛，但胡适根据自己的理解，仅仅从“科学的方法”角度接受杜威，把杜威氏的实验主义简化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他说，“我总是一直承认我对一切科学研究法则中所共有的重要程序的理解，是得力于杜威的教导。”xviii胡适对皮尔士、詹姆斯等其他实用主义大师的哲学也有所涉猎，但注意力所在主要集中在“实用”、“实验”等方法层面，对于语言本体、语用、语法等哲学论题，未见涉猎痕迹，也未有任何文字记载。
再看其c俄国形式文论学派的关系。翻检胡适1910-1918期间的所有日记和回忆文字，未见胡适与俄国形式文论学派的任何接触，也没有发现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在其阅读史中的蛛丝马迹。实际上，即使是俄国形式文论派，也与索绪尔语言学成果没有多大关联。据著名学者赵毅衡先生的研究，“俄国形式文论学派实际上不知道1915年出版的索绪尔的论著（一直到1928年特尼亚诺夫和雅各布森才明确提出把日内瓦语言学派的成果结合到文学研究中来），也不知道英美新批评开拓者T・E・休姆1915年的著名论文《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也不了解剑桥瑞恰兹的工作，整个现代文论是从几个不同的源头独立地发展起来的。”xix实际上，胡适的情形也与此相类似，他也“不知道英美新批评开拓者T・E・休姆1915年的著名论文《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也不了解剑桥瑞恰兹的工作”，xx据此，我们也可以推论，胡适的工具论观点，既不是俄国形式文论派影响的产物，也与索绪尔的语言学成果没有干系，他的观点是与上述几派论点不谋而合地独立发展起来的，换言之，胡适的文学改良工具论与现代语言哲学或形式主义文论的关系，不是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而是平行发展的关系。xxi
四.胡适“工具-本体论”产生的实际依据
1917年前后，胡适对中国文学革命的一个最根本的“觉悟”是“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若要造一种活的文学，必须有活的工具”。在他看来，新文学固然要有新思想和新精神，但更重要的是要有新的活的工具，那么哪些是“活的工具”呢？当然是白话小说与白话诗词，因此他试图从改变工具入手改变中国文学的面貌。“那已产生的白话小说词曲，都可证明白话是最配做中国活文学的工具的。我们必须先把这个工具抬高起来，使他成为公认的中国文学工具，使他完全替代那半死的或全死的老工具。有了新工具，我们方才谈得到新思想和新精神等等其他方面。这是我的方案。”xxii
有了对语言文字的本质认识，自然产生相应的改革策略。那么，这些认识是怎样产生的呢？它既然跟现代语言哲学没有直接理论和事实渊源，它又是从何而来的呢？我们认为，它的来源有三，第一是从中国文学变化的事实“考据”而来的，是凭借历史直觉得出的结论。带着工具之死与活的辩证眼光，胡适曾对中国文学有过一次梳理，撰写过一部特殊的中国文学史――《白话文学史》。在这部文学专著里，他认为中国近代文学的工具革命，早在两汉佛家讲法时就已开始了，到宋学家那里才被发扬光大，白话语录遂为讲学正体，逮至明代，这一条线索并未中断；白话不仅体现在讲坛里面，也深透到了文学之中，不过规模比较小罢了。直至元代，元曲、杂剧、长篇小说广泛兴起，白话才翻身成为文学语言的主流。然而，好景不长，这股最具生命的文流，遭遇明代八股文及前后七子的复辟，活的白话文学不幸受到阻遏，人为妨碍文学自然生长的情形一直延续到今天。在他看来，改变语言工具，就是还原文学语言发展的本来面目。
二是从实用主义理论推论而来的。胡适的文学变革“工具论”，一定意义上说是其实用哲学的实际运用。服膺实用主义哲学的胡适，选取了该理论“适于用”的部分，从实际“效果”方面断定确定文学的价值，认为工具的“死”与“活”（即无效与有效），决定着文学的价值。他搬用实用主义者（皮尔士）的名言来做自己的理论基石，“一个观念的意义完全在于那观念在人生行为上所发生的效果。”xxiii所谓效果就是功用，这个实用主义理论被他用作了判断文学工具价值的基本标准。文学工具被其二分为“死”与“活”两种，死工具载的是死文学，活工具载的是活文学。文言是死的，白话是活的；汉字是半死的文字，英法等文是活的文字，“死”与“活”的标准如何界定呢？标准在于是否实用。他说：“活文字者，日用语言之文字，如英法文是也，如吾国之白话是也。死文字者，如希腊拉丁，非日用之语言，已陈死矣”。xxiv
从以上几节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胡适在新文学运动之初提出的“工具革命论”，就精神实质而言，跟现代语言哲学（语言转向思潮之语言本体论）高度合拍，可以说是语言哲学在东方文学界的一个意外收获；但从事实联系来看，胡适的工具本体论，不仅与西方的语言哲学毫无干系，就是与诞生于莫斯科的形式主义诗学，也没有一点瓜葛――胡适的有关论点与西方的语言运动，不是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而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关系，是不约而同发生的两个平行事件。正如西方语言转向思潮引起人文社会科学一系列根本变革一样，新文化运动的前驱们提出的工具变革优先观点，也促使中国文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成为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划时代的重大事件。
注 释
i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导言》，《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第259页，中华书局，1998年。
ii胡适：《新文学运动之意义》，《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第170页，中华书局，1998年。
iii胡适：《逼上梁山》，《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200页，中华书局，1998年。
iv胡适：《胡适口述自传》153页，胡适口述，唐德刚整理、翻译，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
v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20卷，第396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
vi_：《论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第20页，人民出版社，1953年。
vii茅盾：《中国新文学运动》，《茅盾全集》（22），第4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
viii徐友渔等：《语言与哲学》，第37-38页，三联书店，1996年。
ix陈嘉映：《简明语言哲学》，第1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x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第6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
xiD自周宪：《20世纪西方美学》，第19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xii[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第46页，西苑出版社，2003年。
xiii[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第155页，西苑出版社，2003年。
xiv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信》，《海德格尔选集》，第358页，上海三联出版社，1996年。
xv胡适：《自序》，《胡适全集》（27），第101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xvi胡适：《自序》，《胡适全集》（27），第103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xvii胡适口述，唐德刚整理翻译：《胡适口述自传》，第99页，2005年。
xviii胡适口述，唐德刚整理翻译：《胡适口述自传》，第104页，2005年。
xix赵毅衡：《前言：符号学的一个世纪》，《符号学文学论文集》，第24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
xx赵毅衡：《前言：符号学的一个世纪》，《符号学文学论文集》，第24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
xxi从胡适的工具论与索绪尔语言学或形式主义文论的实际关系上看，二者也没有多少交集，比如索绪尔的语言/言语、共时性/历时性等，形式主义诗学的以作品为中心、“艺术作为手法”等观点，与胡适的文学革命实质是工具革命的观点等，语义上并没有真正的关联。
xxii胡适：《逼上梁山》，《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第210页，中华书局，1998年。
xxiii胡适：《实验主义》，《胡适文存》（二），第217页，黄山书社，1996年。
xxiv胡适：《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胡适学术文集・语言文字研究》，第79页，中华书局，1998年。
工运论文范文 第5篇
随后，《北京日报》《_》《_》、中央电视台等首都新闻媒体开始了一场旨在改变中国形象的“首都文明工程公益活动”，从“公厕革命”入手，实实在在为改变中国形象做了几件大实事。其后，首都文明工程基金会发起和参与的法制伦理、少年成长、中华世纪坛、奥运形象和理念等大型文明工程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不断展开。这是学术界特别是传播学界第一次大规模地参与重大的社会变革、对落后文化进行现实改造的一次文明传播活动。
历经八年的苦苦等待，2001年7月13日终于从莫斯科传来喜讯，2008年奥运会光临北京。为了传承中华文明、传播奥运文化、展示北京魅力，经北京市和_批准，在北京市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局的运作和众多有识之士的支持下，2001年《文明》杂志7月试刊，12月正式创刊。2004年在国际奥委会的指导下，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奥组委新闻宣传部与文化活动部的支持下，首都文明工程基金会联台北京文化发展基金会与文明杂志社，精心策划推出《奥运_照北京》，并被洛桑奥林匹克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和中国国家图书馆永久收藏。
2004年8月29日，北京从雅典手中接过了奥运会会旗，奥林匹克进入北京时间，全世界的目光从雅典转向北京，《奥运_照北京》记录了这一历史。此后，文明杂志社又相继推出了《奥林匹克与中国》《奥林匹克与北京》《奥林匹克与集邮》《奥林匹克与科技》《奥林匹克与雕塑》和《奥林匹克宣言》，为弘扬奥运精神、普及奥运知识、展示奥运文化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2006年，为更大规模地从理论上总结、展示和传播中华文明的思想，文明杂志社和中国传播学会发起了“文明论坛”，开始了文明传播和传播哲学的研究课题，并被列入2007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这些课题已分别在中国第一、二届“文明论坛”、中国传播学会两次全国学术会议上，以集体研究报告的形式发表。《_》《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文明》《资本市场》《新闻与传播研究》等刊物分别刊登其中的多篇主题摘要和文章。
文明传播课题组成员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首都文明工程基金会、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首都文明工程发展研究中心、香港海泉国际有限公司、安徽华运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温州医学院组织传播研究所等单位。首批团队包括王怡红、毛峰、杨瑞明、张丹、刘欣，季燕京、胡河宁、娄晓琪，主要成员包括王异虹、马龙龙、毛国泉，刘海龙、李虹、周小蜂、胡翼青、谢明。
工运论文范文 第6篇
该报刊登了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致鲁尔罢工的矿工》等重要文献。_发表在该报1871年4月5日的消息《关于安特卫普雪茄烟工人罢工》，得到了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关注。1874年6月至1875年4月，_在《人民国家报》上连续发表《波兰宣言》、《公社的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纲领》等五篇文章，旨在分析欧洲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新趋势，后来这五篇文章结集《流亡者文献》出版。
在《人民国家报》上，马克思与德国经济学家布伦坦诺发生了关于《资本论》中马克思是否引证了不存在材料的论战。1872年3月7日，德国工厂主的杂志《协和》登载了布伦坦诺的文章《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指责马克思伪造了所使用的材料。为此马克思在1872年6月1日的《人民国家报》上进行了答辩，随后布伦坦诺又在7月4日的《协和》杂志发表《卡尔·马克思是怎样辩护的》，马克思随即在8月7日《人民国家报》第63号上发表了第二篇答辩，迫使布伦坦诺在8月22日的《协和》杂志上发表《再论卡尔·马克思的特点》。通过这场辩论，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在德国被广泛知悉。
在与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右翼——拉萨尔派的斗争中，《人民国家报》发挥了重要作用。1872年1月7日，拉萨尔派的《新社会人报》第3号发表了被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开除的一些拉萨尔分子的来信，信中诽谤马克思，并指责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有独裁作风，还对1871年协会的伦敦代表会议的合法性提出异议。1872年1月27日《人民国家报》第8号发表了由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书记科伦库尔签署的题为《国际工人协会的敌人》的答复，驳斥了《新社会人报》的诽谤。面对《新社会人报》的订户可能比《人民国家报》多的情况，_提醒党的领导人：“原因在于每个宗派都必然有一种狂信心理，而由于这种狂信心理，它获得的一时的成功要比没有任何宗派怪癖而只代表真正运动的政党所能获得的大得多，然而狂信心理是不能持久的”。
在马克思和_的指导下，尽管波折不断，《人民国家报》总体上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随着1875年德国工人运动的两派合并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该报1876年与《新社会人报》合并为1876年10月开始运作的新的_机关报《前进报》，李卜克内西为主编，开始了新一轮的工人运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_全集》第33卷532页，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2]《马克思_全集》第34卷11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3]《马克思_全集》第34卷11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4—155页.
[4]《马克思_全集》第34卷11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卷594页.
[5]《马克思_全集》第35卷445页，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
工运论文范文 第7篇
［关键词］交通运输；经济增长；新兴古典经济学
1 问题的提出
交通运输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纵观世界主要国家，交通运输均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门，其发展具有国家战略意义。交通运输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十分复杂，本文的目的就是概括、总结这一关系中重要的一方面，即交通运输业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的理论，并提出新的思路。
2 现有理论和方法的总结
交通运输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问题国内外已经有了不少研究成果，根据不同的研究方法、角度、理论基础、结论，本文将其概括为6大类：
(1)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的分析。威廉• 配第（William Petty）在《政治算术》中提出“发达的交通运输是一国经济繁荣的重要特征”。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对运输经济问题有较多论述，如“运输和货币变成了商品流通的两个车轮”，“商品经济越发展，生产越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因而越是以交换为基础，交换的物质条件――交通运输工具――对生产来说也就越是重要”。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经典三段论更是被反复引用，斯密认为“生产力和财富的增长由分工引起，分工的程度受到交换能力大小即市场范围的制约，市场范围大小由运输条件决定”，这体现的是运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2)运输经济地理学。包括工业区位论、城市群理论、点-轴理论、交通经济带理论、运输通道理论等。如韦伯（Weber，1929）建立了模型，用运输成本来决定制造业的区位。我国经济地理学家陆大道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点―轴理论”，认为“发展轴线由以交通干线为主体的线状基础设施束构成，干线交叉点上的城市、工矿区、港口、农业地区为发展的主体部分，生产力开发以‘点-轴’模式展开”。
(3)经济史、运输发展史分析。国外以李斯特（Liszt）、道格拉斯•诺思（）为代表。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总结出“英国使全世界看到了运输便利对生产力增长可以发生如何有力的影响，从而促进国家财富、人口和政治力量的增长”。诺思通过分析1750―1913年海运费率的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得出了海运生产率的提高和制度变迁降低了海运费率，扩大了市场、促进了对外贸易。国内以荣朝和、韩彪、熊永钧为代表。其中荣朝和提出“运输化理论”，认为运输化是工业化的重要特征，也是伴随工业化而发生的一种经济过程。韩彪提出交通运输与经济之间具有“交替推拉关系”，认为现代运输业成长过程中可分为“剧变期”和“渐变期”。熊永钧提出了“运输成本阈值”理论，创新性地提出不应将运输简单地理解为阻碍市场活动的常量，而应将其看作变量。他认为现代经济增长过程只是运输成本降低到某一个“阈值”时才出现的。
(4)发展经济学观点。以罗斯托（Rostow）、赫希曼（Hirschman）等人为代表。罗斯托指出“大量的交通建设和其他形式的社会先行资本，毫无例外地出现在起飞阶段之前”。赫希曼区分了社会间接资本和直接生产资本，又进一步认为社会间接资本的概念的核心可以严格限于交通运输及动力。
(5)计量经济学研究方法。这是近期运输经济研究的主流，但已经出现计量方法应用过度的趋势，忽视了对内在规律的探究。较有价值的文献包括（_）应用CD生产函数，对美国1949―1985年度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测算出总产出对公共资本存量的弹性为。汪传续（1999）与张国强（2004）分别用灰色系统协调模型和DEA模型，测算了我国交通运输与经济的协调关系。王家庭（2009）基于我国1978―2007年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协调和Granger因果检验得出经济增长对交通运输的发展有巨大的促进作用，而交通运输发展对经济增长并没有显著作用。
(6)投入产出分析和项目评价分析。汪传续（2004）用投入产出法研究了交通运输的前向、后向波及效应和总效应，并根据1997年投入产出资料计算了交通运输业对GNP和劳动就业的贡献。项目评价主要运用成本―收益法，评价某交通运输项目。
3 现有理论和方法的不足
传统的运输与经济增长理论尽管已经取得丰硕成果，但仍然远未完善，对许多现象仍缺乏解释力。斯密论述的“一切改良中，以交通改良为最有实效……水运开拓了比陆运广得多的市场，从来各种产业分工的改良，自然而然地开始于沿河一带”。而中国自古以来，具有发展内河航运的优越自然条件和领先的航运技术，却只能促进农业和小手工业的分工和发展，没有孕育出以商品经济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没有产生工业革命。这是斯密的命题所不能解释的。
而在新古典经济学中，运输费用甚至被简化掉了。在阿罗-德布鲁的一般均衡中，为便于分析的数学化，抽象掉了时间和空间概念。正如迪肯所作的比喻（Dicken，1990），“所有人类的经济活动――专业化分工、生产、交换、消费，都只发生在一个针尖上”。此后，运输费用被引入，作为生产中的纯消耗添加到生产函数中，但仍然是外生变量。并且这种处理使得在古典经济学中交通运输对经济增长的正面作用变为了负面作用，发展交通运输似乎只是为了克服经济中的阻碍，交通运输因此也就成了一个技术问题，不再受到经济学家的重视。
在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发展经济学中，交通运输作为基础设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作用受到关注。发展经济学家试图用欧美国家发展经验指导第三世界国家。然而无论是大推进理论还是非平衡增长理论，都将发展交通运输看作是资本积累过程，认为大规模的交通投资将像在发达国家经济起飞阶段发挥的作用一样，使发展中国家走向快速增长的道路。但是无论是没发展起来的苏联、非洲、拉美一些国家，还是实现了长时间高速增长的中国、“亚洲四小龙”等都没有经历一个显著的交通大发展时期，这就使得交通运输的作用受到质疑。
20世纪80年代后，大量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研究交通运输与经济增长的成果，使之前对这一问题历史描述性的、定性的分析实现了定量的测算。但是，这种方法也有一些缺陷。如最常见的用铁路、公路线路里程或投资额、客货运量作解释变量，用GDP或人均GDP作被解释变量的线性回归分析，只能得出二者的相关性，并不能解释其因果关系，而在投资额的估计参数中，无法区分是投资行为还是运输能力形成后导致的经济增长，而如果投资行为的作用更大，则不能说明为什么要投资于交通运输而不是投资其他基础设施。又如用投入产出法，由于统计方法的设计，交通运输总产值增加必然导致生产总值的增加，不能解释其作用机制。再如，无论是用灰色系统模型还是DEA模型分析交通运输与经济的有效性和协调性问题，都是一种事后检验，并且也是各种运输方式或各地区、各时期的相对协调性，不能解释交通运输总体对经济增长的事前作用。
4 新兴古典经济学简介及其研究运输与经济增长问题的好处
新兴古典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是自20世纪80年代起，在继承和发展古典经济学中分工与专业化理论，指出新古典经济学不足的基础上，应用超边际分析（inframarginal analysis）方法发展起来的。它关于分工的基本思想是，经济中的每个决策者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每个人作为消费者喜好多样化的消费，作为生产者在生产中有专业化经济，所有人的专业化经济合起来就是分工经济。分工和专业化会带来生产力的提高，同时增加交易次数，这就会产生分工好处与分工产生的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因此分工水平取决于交易效率的高低。随着交易条件的改进，折中这种两难冲突的空间就越大，分工水平就越高。同时，分工及其各种经济后果可以在没有交易条件的外生改进的情况下随着时间推移自发演进。
基于以上对传统理论和方法不足的分析，在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研究交通运输与经济增长问题，可能是一个好的选择。主要原因有以下6点：
(1)斯密将运输费用视为决定市场规模和分工水平的最重要因素，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交易费用则既包括以运输费用为主的外生交易费用，又引入了信息成本、契约成本、道德风险等内生交易费用。
(2)新古典经济学主要关注资源配置，新兴古典经济学则是研究交易效率、分工演进、交易行为和经济增长的，显然更加适合。它也可以解释交易费用和制度对分工和生产力演进的意义，不需要再借助新增长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3)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一般均衡分析对空间、时间等交易过程中的摩擦是忽略的，而交通运输的作用正是克服经济中的时间、空间障碍。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包括运输效率在内的交易效率恰恰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其理论框架天然地把二者联系在了一起。
工运论文范文 第8篇
摘要：邓中夏作为_早期优秀领导人之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与实践等方面具有超前思想并为之做出了卓越贡献。当前学术界对邓中夏的思想研究主要集中于其青年时期的思想转变历程、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贡献、工农运动思想、文艺思想等方面，虽然成果丰硕，但也存在诸如研究资料缺乏、对邓中夏思想内涵深度的研究不足、邓中夏思想与其他_早期领导人思想之间的关联研究较少等问题。在今后研究中应探本溯源，深入挖掘邓中夏思想的内涵，着重探究邓中夏与其他_早期领导人思想的异同和关联，在具体历史环境中和社会思潮中正确评价邓中夏思想的地位、作用和历史意义。
中图分类号：D231
Reviews of Present Researches on Deng Zhongxias Thoughts and Life
BAI Linchi1，2
（ of Political Science，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engdu 610031， China；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ya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anyang 473000， China）
Key words： Deng Zhongxias Thought； New Democratic Period；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
Abstract： Deng Zhongxia is one of the outstanding lead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early stage. With advanced thought on the theory of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and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 he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m. At present， studies on Deng Zhongxia thought in academic circles are mainly focused on his thought transformation course in youth， the contributions to the theory of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the thought of Workers and Peasants Movement， thoughts on literature and arts and so on. Although great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the studies， there exist a number of problems， such as lack of research data， lack of research on the connotation and depth of Deng Zhongxia thought， and few studies 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Deng Zhongxia thought and thoughts of other early lead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connotation of Deng Zhongxia thought should be dug deeper in future researches，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focus on exploring the differences and associations of Deng Zhongxia thought and thoughts of other early lead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make accurate assessment of the status， impact an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Deng Zhongxia thought in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environment and ethos.
邓中夏是_早期优秀的实践家、理论家和革命家，他在学习探索与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理论、组织动员工人运动、重视关怀农民阶级、创建和领导_早期党团组织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对邓中夏的思想和事迹进行探索与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自20世纪80年代起，研究者深化研究内容、拓展研究视野、丰富研究方法，从多学科、多领域、多角度开展邓中夏思想和生平研究，促进了邓中夏思想研究的蓬勃发展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一、现有邓中夏思想研究资料
二、邓中夏思想及生平的研究内容
（一）邓中夏青年时期的思想转变历程
当前具有普遍性的观点认为，邓中夏青年时期经历了以下思想蜕变：即由封建文人向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由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由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转变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1〕。曾天雄、李小辉、关海庭等都持此类观点。
（二）邓中夏的文艺思想
研究者认为，邓中夏重视文学的社会价值，抛弃了为艺术而艺术的无病，认识到了文学对社会的能动性和反作用。其中，廖美林认为：“邓中夏文学观的实质在于强调文学的阶级性及对社会革命的促进作用”。〔2〕华济时认为邓中夏强调文学“须多做描写社会实际生活的作品，彻底露骨地将黑暗地狱尽情披露，引起人们的不安，暗示人们的希望”〔3〕，其根本目的在于促进“社会改造”〔3〕。胡荣祉也认为邓中夏的文学观“是要通过反映社会生活的艺术形象去能动地反作用于社会，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4〕，是要创作“能挑拨人们的心弦，激发人们的情绪，鼓励人们的兴趣，紧张人们的精神”〔4〕的作品。
（三）邓中夏的工运思想
工运思想是邓中夏思想体系的基点和学术研究的重点。付延功的硕士论文《论邓中夏对工人运动的理论贡献》、徐大兵的学术论文《邓中夏关于工人阶级宣传教育的思想探讨》、夏霖的学术论文《邓中夏论中国工人阶级的特点》和杨军的专著《邓中夏思想研究》等都明确指出了邓中夏工运思想的具体内容和历史贡献，客观如实地论述了邓中夏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重要地位。其中，付延功的《论邓中夏对工人运动的理论贡献》一文从“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工人阶级进行全面分析、准确定位”、“坚决维护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号召工人反抗反动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提出工人阶级要建立健全严密赤色工会组织”、“强调对工人阶级开展形式多样、卓有成效的宣传教育工作”、“主张要有正确的对敌策略和罢工战术才能取得胜利”、“阐明了工人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辩证关系”、“注意总结工人运动的经验和教训”〔5〕七个方面论述了邓中夏对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贡献。同时，该文也指出“邓中夏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工人运动思想，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工人运动理论做了重大奠基”〔5〕。
总体来讲，学术界对邓中夏工运思想的内容和历史贡献研究较多，对邓中夏工运思想的发展脉络及变化的研究相对较少。
（四）邓中夏的民主革命思想
民主革命思想是邓中夏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邓中夏思想体系的逻辑生长点。邓中夏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能够依据当时的革命形势和发展趋势，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观点看待、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在坚持武装斗争、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重视工农联盟、建立统一战线等问题上都提出了独到的观点和见解。这些观点和见解紧扣时代背景，把握了革命斗争的实质问题，给尚处于摸索阶段的革命斗争起到了思想领航的作用，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第一，正确界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依靠力量、对象及动力。尹灵芝认为：“1924年前后，邓中夏已经认识到帝国主义、军阀、买办阶级和是国民革命的敌人；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的任务以及前途决定了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必须由无产阶级来掌握；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充分发动农民，加强工农联盟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关键；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既有区别、又互相联系的两个革命阶段。大革命的实践证明了邓中夏同志的这些论断都是正确的，是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的，它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这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6〕
第二，清晰认识到了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与现实可能。邓中夏1921年就著文主张“建立工、农、商、学、兵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7〕，邓中夏对于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重要性的认识，关于中国无产阶级、农民阶级以及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作用及相互关系的分析，是基于对中国革命性质的正确把握后作出的，因而是比较深刻、全面而准确的，基本上反映了当时中国革命的现实状况。
邓中夏是较早重视武装斗争的中国_领导人之一，他较早地把工、农、兵视作革命的主力，谭双泉认为：“邓中夏武装斗争的观点开始于1923年底和1924年初，应当说是我党最早重视革命武装的领导人之一”。〔7〕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失败后，邓中夏就吸取教训，将武装斗争作为工人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以后的工农革命运动中，他将武装斗争作为一项重要的革命策略加以坚持和发扬，为工、农运动保驾护航。
第三，准确点明了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只能属于工人阶级。“1924年11月，邓中夏在进一步总结工人运动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思想。他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批驳了_关于无产阶级‘两个幼稚’的谬论”〔6〕。他坚信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无产阶级来领导，认为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民阶级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军，强调了工农联盟对于中国革命的极端重要性。邓中夏的这些认识和判断是在“细致分析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把握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主流而得出的英明论断”〔8〕，这些论断是“比较系统，而不是零星散乱的；是既有理论的深刻阐述，又有实际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这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特别是同工人运动的实践相结合的必然产物”〔6〕。
第四，明确提出了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的观点。邓中夏认为中国革命“是由‘国民革命’和‘社会革命’两个阶段组成的。他们之间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国民革命是社会革命的必要准备，以‘造就我们在政治上的深厚基础’，为将来建设‘工人政府’或‘无产阶级预备条件’；社会革命是国民革命的必然趋势，‘这是因为我们无产阶级参加奋斗之故’”〔9〕。
（五）邓中夏在高校、军队、国外等几个特定时期的思想和事迹
1.邓中夏在北京大学期间（1917～1923年）和在上海大学期间（1923～1925年）的思想和事迹
北京大学是邓中夏实现思想转变、进行青年运动、领导工人运动的重要场所。受等先进共产主义分子的感召以及“兼容并包、学术自由”民主氛围的影响，邓中夏的思想在北京大学期间发生了转变。关海庭、郭钢认为：“北大自由民主的空气帮助邓中夏这样的知识分子从旧思想中解放出来，北大面向社会的学风又帮助他找到了人民群众这个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正确处理好个人与人民的关系，而当这些转变初步完成之后，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真理一开始传播就能迅速加以接受，形成正确的世界观，最终转变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10〕在上海大学期间，邓中夏思想逐渐成熟，在此期间他依托上海大学的优势平台，通过整顿教师队伍、制定学校发展规划和章程、改进教学方法等一系列措施，为培养党的真正优秀的学者和革命人才做出了卓越贡献，最终将上海大学办成了享有“‘文有上大，武有黄埔’和‘北有五四的北大，南有五卅的上大’”〔11〕美誉的学校。
2.邓中夏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期间（1930～1931年）的思想和事迹
目前，学界对邓中夏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时的研究既有共识也存在争议，研究者一致认为邓中夏在湘鄂西苏区时对军队政治和军事素养的提升、深入实际把革命理论与群众相结合和深入推进群众路线的贡献“应予以充分肯定，不能因其错误而抹杀了他在湘鄂西工作的成绩”〔12〕。争议在于邓中夏在此期间是否执行了“立三路线”，对“立三路线”是被动接受还是主动参与，由此而延伸出以下三种不同观点：
第一，邓中夏在主客观上都执行了“立三路线”。刘宏认为，邓中夏“在到达湘鄂西苏区时，对当时中央‘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是缺乏正确认识的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是赞同的，对湘鄂西苏区的实际情况也了解甚微，加之接受的又是‘左’倾中央所布置的集中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任务，所以，他在红二军团执行的中心任务和进军方向以及是否坚持洪湖根据地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12〕。
第二，邓中夏在客观上执行了“立三路线”，但主观上不存在接受“立三路线”的思想基础。柯有华、张修全认为：“他错误地执行了_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把红二军团开出根据地攻打中心城市，使洪湖苏区受到了破坏，红二军团遭到了重大损失”。〔13〕，但同时，柯有华、张修全也指出要客观看待邓中夏对待“立三路线”的态度，因为“在湘鄂西，邓中夏无疑执行了_的冒险主义路线，这是事实。但他在执行中央冒险主义路线时尽量避免大的损失，并且有些地方，从实际出发，抵制和克服立三路线的影响，由此可见，他对于立三路线的认识也正是一个由不警惕到警惕，由无意识到有意识的过程”〔13〕。
第三，邓中夏在湘鄂西期间积极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并抵制“立三路线”。姜平、霄霞等以时间为线索分析邓中夏在湘鄂西苏区的革命活动以及邓中夏对“立三路线”的态度，姜平指出，“邓中夏是1930年9月10日到达湘鄂西苏区的，而他到来之前，湘鄂西苏区和红二军团已经受到柳克明等同志强制推行的‘立三路线’的严重影响”〔14〕。霄霞指出，“1930年9月1日，受中央的委派，邓中夏从上海出发前往红二军团所在地洪湖。9月12日，邓中夏到达洪湖红军后方驻地，一天四道命令，令红二军团撤回洪湖，这标志着三中全会的路线在红二军团开始贯彻执行。因此，1930年9月12日，是红二军团停止执行‘立三路线’和全面贯彻三中全会中央路线的转折点”〔15〕。
3.邓中夏在苏俄期间（1928～1930年）的思想和事迹
在苏俄期间是邓中夏走出国门、开阔眼界、了解各国工人运动情况、学习外国经验、创作《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等的重要时段，学界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有助于完整勾勒邓中夏的人生历程，真实了解邓中夏的性格，体会邓中夏坚强的党性原则和勇敢的斗争精神。王文珍《邓中夏在逆境中》一文和姜平《邓中夏的一生》一书都论述了邓中夏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期间，坚持真理、维护正义、维护党的独立自主和团结统一，同王明、米夫集团进行了艰苦的斗争。《邓中夏的一生》一书还对邓中夏在苏俄期间参加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中国_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等重要会议的情况进行了论述，介绍了邓中夏在此期间为中国革命和国际工人运动所做的辛勤努力与积极贡献。总体来讲，当前对邓中夏在苏俄期间活动和思想状况的专题研究还比较缺乏，今后应进一步加强。
4.邓中夏在省港大罢工期间（1925～1926年）的思想和事迹
研究者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邓中夏在省港大罢工期间能够合理运用策略、准确分析和把握问题的实质，提出了具有前瞻性和创新性的“三步构想”策略，做到了斗争步骤清晰、斗争目标明确、反应及时有效，彰显了其高超的领导和组织才能，尤其是“邓中夏自始至终都把‘收回香港’作为省港罢工的最高政治斗争目标，所以省港大罢工既是对五卅运动的有力支援，也是我党在没有掌握_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收回香港的最初尝试”〔16〕。江敏锐撰文《邓中夏与省港大罢工》，从“体现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建立统一战线的方法与实践”、“邓中夏对宣传武器的掌握”、“从全局出发制定的斗争策略”〔17〕四个方面对邓中夏在省港罢工期间的活动进行了总结和评价。
三、邓中夏思想及生平研究的问题和展望
邓中夏思想和生平的研究在繁荣发展、逐渐深入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一是研究资料的欠缺。1928～1930年间邓中夏在苏联参加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中国_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等会议的相关资料不足；记录邓中夏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时的实践活动和思想观点的文字资料也较少。二是对邓中夏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的内涵、发展历程和方法路径，邓中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思想与时代背景的关系，邓中夏民主革命思想内容对思想的贡献等一系列问题的深入研究和深度挖掘存在不足。
今后对邓中夏思想和生平的研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拓展：第一，强化邓中夏思想的深度研究，探究邓中夏思想的深层次内涵。作为早期兼具较高理论水平和丰富实践经验的杰出_人代表，邓中夏在工运思想、农民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无产阶级掌握革命领导权等问题上提出了一些真知灼见和超越当时一般认识水平的鲜明观点。但是，现有研究对邓中夏上述思想和观点的产生根源、时代背景、创新点和理论内涵等方面的深层次探讨相对欠缺，今后在研究中要继续深度挖掘，追本溯源，深入理解邓中夏其人、其事、其思，探讨其贡献和历史地位。第二，加强邓中夏思想与同时期其他领导人思想之间的横向对比研究。邓中夏生活的年代人才辈出，涌现出了很多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作为其中的优秀分子，邓中夏的思想绝对不是孤立的，而是同其他优秀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思想交织在一起的。因此，在研究邓中夏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形成和演变的原因，邓中夏关于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武装夺取_的思想与思想之间的关联，邓中夏民主革命思想对党的决策的影响等问题时，必须将邓中夏的思想与其他领导人的思想和观点进行比较，用联系和发展的眼光看待相关问题和观点。只有这样，才能更深刻、更透彻地理解邓中夏思想，把握其思想内容和思想变化，对其做出正确评价。第三，要拓宽邓中夏思想和生平的研究视野，将邓中夏思想纳入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中进行研究。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都是一定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中的个体，个人思想认识和观点的变化，必然受到当时历史环境和社会大思潮的影响。因此，进行邓中夏研究时不能只囿于思想本身的考量，在整理和发掘邓中夏文章、事迹中蕴涵的思想观点时，应跳出原有的研究窠臼，拓宽研究视野，采用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也即列宁所述的“在分析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18〕的原则，把邓中夏的思想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辩证看待邓中夏思想的贡献与不足，只有这样才能客观、全面地描述问题，做到“了解之同情”〔19〕，从而正确评价邓中夏思想的地位、作用、特点及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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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江敏锐.邓中夏与省港大罢工〔J〕.广_会科学，1985，（2）：45.
工运论文范文 第9篇
关键词：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乡村工作讨论会;职业教育
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兴起于我国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在中国近代农村改造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笔者拟从乡村建设运动整体和历史事件两个角度，分别探讨在乡村建设运动中职业教育研究的不同视点，意在抛砖引玉，丰富职业教育史研究。
一、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与职业教育研究
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包括农村经济、县政建设、公民训练、乡村自卫、平民教育、合作运动等内容，渐及各项农村社会事业，与政府的农村复兴策略相呼应。职业教育是乡村建设运动中的核心部分，乡村建设运动是广义的职业教育推广过程，以政府机关、民间团体、学校机构、社会试验组织等为主体的乡村建设团体虽然从不同的方面入手，但以学校教育或社会教育为形式的职业教育贯穿了乡村建设运动的整个历程。职业教育是乡村建设运动中平民教育的主体，职业教育的思想、理论、模式及特色在乡村建设运动中逐渐生成。职业教育推动了乡村建设运动，也需要在自我反思的理智情境中推广，审视乡村建设运动与职业教育的关系可以丰富近代农村研究的视野。另外，乡村建设运动中的职业教育过程呈现出一些较为先进的职业教育成果。比如，除了创办专门的职业学校、民众培训班之外，在师范学校和小学还添办了各类民众培训班。在各类职业教育过程中，运用了巡回教学、流动教学、露天学校、小先生教学、生活导师制、巡回书库等灵活多样的教学途径和方法，并同时开发了书法教材、识字课本等教材。笔者认为，提炼并归纳乡村建设运动的思想与实践，对当代职业学校的办学模式、专业建设、课程开发、教学方法、职业教育研究等均有可资借鉴的价值，同时也能为当代农民培训提供诸多的培训模式和发展路径。
学术界对乡村建设运动进行了大量研究，成果包括史料、专著和论文。
再次是论文。主要有祖秋红的《现代化视野下的民国乡村建设思想研究》（首都师范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张蓉的《中国近代民众教育思潮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1年博士学位论文），赵祥斌的《神圣与世俗之间：齐鲁大学乡村建设研究》（山东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何建华等人的《近二十年来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研究综述》（《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5年第3期），骆墨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党史研究与教学》，2000年第3期）。
最后是以往的研究成果展现了众多试验区的乡村建设实践，叙述了乡村建设运动的情况，并进行了性质评价。研究思路从宏观走向微观，研究内容较为全面，涉及了乡村建设运动的领导人物及其乡村建设思想、经济建设、政治制度改革、平民教育、合作建设等各项事业。但是，以往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有的研究意在肯定或否定乡村建设运动，容易忽视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发展模式;多数研究限于单个或几个主要的机构团体或乡村建设派别模式，忽视了其他团体或机构，研究内容往往重复、单调;有的研究对乡村教育运动中的职业教育推广工作未能从专业理论的高度去审视，未能突出职业教育在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共性与个性。
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可以选取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乡村建设团体，对乡村建设运动中的职业教育研究运用如下研究方法：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综合运用教育研究方法，并借鉴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理论视角解读历史;运用个案研究法，选取尽可能多的乡村建设团体机构作为个案;运用比较法，在职业教育办学过程和特色方面进行比较;运用考古研究法，追踪溯源，实地考察，进行相关问题的考证研究。
在研究框架和研究内容方面，分为两大部分。首先，以学校式、社会式的职业教育作为维度，展示各类机构团体创办职业教育的情境。在政府机关与职业教育方面，介绍以中央机关、省级机关、市级机关、县级机关为代表的政府机关，叙述它们创办职业教育的过程和内容;在民间团体与职业教育方面，介绍以改进社、合作组织、慈善机关等为代表的民间团体，叙述它们创办职业教育的过程和内容;在学校机构与职业教育方面，介绍以大学、小学、师范学校、职业学校为载体的乡村建设机构，叙述它们创办职业教育的过程和内容;在社会试验组织与职业教育方面，介绍以民众教育馆、民众教育委员会、实验区等为代表的乡村建设团体，叙述它们创办职业教育的过程和内容。其次，从乡村建设运动中抽取案例，归纳职业教育的整体构建和个性特色，分析乡村建设运动与职业教育的关系。例如，分析乡村建设运动中的职业教育要素，概括职业学校的办学模式、专业建设、教材开发、师资养成的特征以及社会效应，概括农民培训的模式。
在研究过程中，还将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选取实验区并以个案形式叙述实验区的职业教育发展是进行研究的关键环节。归纳职业教育的实践模式需要一定的理论支撑。另外，乡村建设运动涉及了众多的团体和人物，人物的职业身份、政治面貌、思想生成、社会背景以及党派因缘，牵连广泛，关系复杂，厘清团体机构及人物对职业教育推广的作用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是，困难之处即是创新之处，可以进行如下尝试：一是在选取有代表性的乡村建设实验区时，要考虑地域特色、办学规模、办学特色、办学人物等因素，除了大型的试验机关如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江苏无锡教育学院等之外，还要选取一些鲜为人知的团体或学校，如河南遂平酷山职业学校、栖霞乡村师范学校等，以此丰富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二是从小事件看大道理，将乡村建设运动中的职业教育发展过程置于宏大的社会背景下，突出团体与政府的互动。三是在职业教育的发展过程中，融入人物的职业教育思想与理论，确保个案的陈述充满逻辑性、实践性、动态性。四是将众多团体置于同一历史坐标系内，运用当代职业教育理论框架，审视乡村建设运动中的职业教育发展，确保所归纳的职业教育过程充满理论指导性与现实可操作性。五是强化乡村工作报告的诠释与解读，突出文本思想内涵的比较与分析。六是史料研读与实地考察相结合。
二、民国乡村工作讨论会与职业教育
工运论文范文 第10篇
关键词： 定县实验 乡村平民教育 教育论争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掀起一场波澜壮阔的乡村教育运动，各地乡村教育实验区如雨后春笋般兴起。1926年，平民教育派代表人物晏阳初率领一批有志于乡村建设的知识分子，深入河北定县与农民同吃同住，开展“实验县”工作。他以“除文盲、作新民”为宗旨，提出以“文化、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学校、社会、家庭”三大方式，医治农民中存在的“愚、贫、弱、私”四大弊病。定县实验引起人们较多的关注，逐渐产生论争。
一、论争缘起和发展过程
1931年，国际教育考察团柏刻氏等奉国际文化合作委员会之命来华考察教育，于次年发表报告书《中国教育之改进》，对“定县实验”进行评论。首先，报告书认为定县每年预算达数十万元，其普及全国的计划必因人民无力付此巨款而失败。其次，该运动的领袖人物不甚与其他专家切磋，不能获得科学的批评。[1]再次，定县实验选择较简单、学习费时较少的文字教育农民，易将全国民众分为知识较高和教育程度极低两部分，成效可疑。[2]
由于国际联盟是权威机构，《中国教育之改进》在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各方对定县平民教育的批评接踵而来。1933年中央委员张继发表谈话，认为定县实验不啻一种骗人东西；虚糜公帑数百万而成绩有限；村治学者整日试验研究似办理太难，实则可借鉴欧美经验。[3]北大法律系教授燕树棠认为定县民众不信任平教运动的领袖；平教会把定县固有建设冒充自己的成绩；在定县制造教党与非教党的冲突；潜伏反对势力；提高定县生活水平，使定县奢侈之风日甚一日等。[4]
针对上述批评，了解定县实验的学者撰文反驳。任鸿隽指出平教会事业经费大部分是私人募捐来的，不是“虚糜公帑”；平教会花钱多、计划须时太久，是因为平民事业以整个农村建设为目的，要研究出中国各地可以普遍利用的方法；乡村教育必须乡村化、地方化，不能照搬欧美经验。[5]《独立评论》代主编蒋廷黻批驳燕树棠，认为他偏袒地主和债主，其批评是失意绅士和地主恶感的反映；关于潜伏反动势力，则是燕树棠“故意中伤”。蒋廷黻指出“改革总要使一部分人不满意”、“对试验只应有善意的贡献意见，不应有恶意的破坏”。[6]
1934年，吴半农发表《论“定县主义”》，千家驹发表《定县的实验运动能解决中国农村问题吗？》，他们认为定县工作的整个哲学和理论不正确，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是错误的，由此开出的药方也是错误的。他们认为“愚穷弱私”只是中国社会四个病态的现象，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是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与国内封建势力残酷的剥削。
批评定县实验的另一种论调来自主张“全盘西化论”的陈序经。他认为：“全部的中国文化是要彻底的现代化的，而尤其是全部的教育，是要现代化，而且要彻底的现代化……城市教育固是要如此，农村教育也是要如此。”[7]他反对从乡村入手救济中国，1936年发表《乡村建设运动的将来》，批评乡建运动的理论和实际工作，对乡村建设的前途颇感悲观。
针对陈序经的怀疑与批评，平教会在《民间》2卷24期刊出短评《乡村建设运动的将来》和《陈序经先生的将来》，解答陈序经的问题。接着燕京大学杨骏昌发表《论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傅葆琛发表《众目睽睽下的乡村建设运动》，对陈序经批评乡建工作的观点予以答辩或反驳。瞿菊农在《民间》先后发表《乡村运动的自省与对于社会的要求》和《以工作答复批评》，阐述乡建运动成功的条件和对于社会的要求。针对平教会的反驳，陈序经又发表《乡村建设运动理论的检讨》和《乡村建设的途径》等文章，对乡建理论进行评论，认为乡建运动在理论上有复古的倾向，乡村建设的前途如何主要看乡村建设的理论是否健全，乡村建设的方法是否妥善等。[8]
定县的乡村教育实验在1937年日本入侵中国后不得不中断，但有关论争没有完全终止，只是规模和声势小了许多。
二、论争的焦点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教育论争持续时间长、参与人数众多，各方针对一些焦点问题进行了争辩。
（一）知识分子是否应该下乡。
定县实验主要是由知识分子发动和领导的，晏阳初主张知识分子下乡。他指出乡村问题的解决，既要以农民为主，也必须靠有知识、有眼光、有新技术和方法的人与他们结合。他认为“极大鸿沟存在于上层少数受教育者与基层以千万计的未受教育人民之间”[9]，知识分子深入民间可以沟通上下。
独立评论派和中国农村派对晏阳初的观点提出质疑。1933年，吴景超在《独立评论》发表《知识分子下乡难》，认为知识分子不能下乡的原因是：乡村缺乏容纳知识分子的职业；缺乏知识分子研究学问的设备，如实验室、图书馆；乡村物质文化太低，不能满足知识分子的需求；知识分子的家庭宗族、亲戚朋友不希望他下乡。[10]中国农村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孙晓村认为知识分子进农村组织农民、教育农民是有意义的，但并不能解决农村问题。因为“只要剥削阶级存在一天，农民受教育就受限制”[11]，在社会关系不变的情况下改良工作不会有结果。
乡村问题的解决离不开知识分子的参与和支持，平民教育派抛弃城市舒适的生活到农村工作，其精神令人敬佩。但吴景超的分析颇有道理，甚至晏阳初也承认，一些知识分子不能忍受农村艰苦的生活，最后又回到城市。不仅知识分子下乡难，下了乡工作也难。乡村教育家傅葆琛承认知识分子到乡下宣传“不知碰了多少钉子，吃了多少哑子说不出来的苦”。[12]燕京大学学生伍伯禧在《下乡工作的困难》中讲述遇到的困难，如言语隔阂，行为举止带有书生色彩，与农民打成一片困难重重等。[13]
（二）以乡村教育为重点还是以城市教育为重点。
晏阳初等平民教育派主张教育的重点在乡村，要重视乡村教育的发展，理由是民族自觉与文化自觉的心理。所谓民族自觉是自力更生的觉悟。中国大多数人是农民，民族的基本力量蕴藏在他们身上，故必须通过乡村教育提高农民觉悟，开发民力。所谓文化自觉是指中国近代“文化失调”，这就需要“人”及其生活基础的改造。中国“人”的基础是农民，因此乡村平民教育工作成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14]
陈序经则发表《乡村文化与都市文化》一文，主张重点发展城市教育，理论基础是文化中心论。他认为都市是文化的中心，“文化中心不但是文化集中与优高的地方，而且是文化向外辐射的地方”[15]。作为文化一部分的教育是从都市向乡村辐射。他认为都市是人才和经济的中心，从经济供给、设备便利、人才集中来看，乡村远不能与都市相比。因此，乡建工作要以都市为起点，教育的现代化要从都市入手。
（三）乡村建设运动是否有前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