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研究论文范文参考 第1篇
同传统的经济形态相比，知识经济的繁荣，不再取决于资源、资本和硬件的直接投入，而是依赖于知识积累和应用，将知识作为主要生产要素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并以科技创新能力来改变资源、资本的总量或增量，决定经济发展状况的模式。科技创新的速度和方向将决定知识经济的成败。
人类每一次在科学技术上的重大飞跃，都会导致生产力获得划时代的进步，从而也进一步证实了_同志“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伟大论断的远见卓识。
一个国家只有保持科技创新方面的优势，才能为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竭的动力，并保持经济发展的领先地位。科技创新已成为一国经济生命的源泉。
我国现有一些企业之所在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出现昙花一现，其重要原因就是缺乏持久的创新能力。而成功的企业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他们有较强的自主创新能力、雄厚的知识产权和高层次的科技人才。如江西苎麻纺织集团，这是一个生态型的极具发展前景的好企业，拥有最好的优质原料(“赣苎三号”苎麻)，可是他们没有充分利用，也没有注意科技创新能力，且缺乏层次高的人才，由于设备落后，人才紧缺，管理不善，终致破产倒闭。大家都还记得，去年西班牙一场火烧“皮鞋”大事，将我国的贸易磨擦，困境烧到了极点。我国已连续数年是世界上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的最大受害国，截至去年共有34个国家和地区，对我国出口产品发起669起“两反两保”调查，涉案金额已超过190亿美元。中国产品之所以会成为贸易磨擦“重灾区”的内因，与我国缺乏品牌意识和技术优势，尤其是没有深刻认识到知识经济时代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性，以致出口商品重数量轻质量的经营方式和出口导向有关。江西出口产品，品牌很少。特别是现在我们已加入了“泛珠三角”，必须更新观念，树立品牌意识和科技创新，才能在激烈的国内外市场竞争中，占得一席之地。
所以面对知识经济的有力挑战，我们应该立足于省情、市情，培养和增强我省、市科技创新能力，充分利用科技进步的要素和有限资源，集中经济和科技优势实施超越发展战略，以科技创新来形成我省、我市经济发展的独特魅力。
现在许多产品优不成势，其原因就是不少企业产品，挤在同一行业同一技术平台上，造成行业内的过度竞争。另一方面具有优势产品企业，市场开拓能力不足，因而在市场竞争中不占优势，显然优势产品只有靠有效营销策略和注入高科技术的不断创新，只有这样才能赢得市场。
根据世界工业化的发展趋势，当前产业化升级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推进高科技产业化，一是在现有企业中采用高新技术，提高产业的高科技含量，二是直接发展一部分高科技产业。
但是我国我省在落实科学发展观和科技创新上，还存在着一些必须解决的难题。诸如：20xx年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在49个主要国家中居第28位，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一些重要指标，与创新型国家比存在着明显差异。主要表现在：
一、关键技术自给率低。目前我国对外技术依存度在50%以上，而发达国家都在30%以下，美、日仅为5%左右。在占固定资产投资40%左右的设备中有60%以上要靠进口来满足，高科技含量关键技术基本上依赖进口。
二、发明专利数量少。按每百万美元gdp平均计算。20xx年我国公民国内发明专利授权量国际排名第31位，大约仅相当于世界总量的，中国内地在美国获得发明专利授权仅占美国人发明专利的，而我国的台湾地区占，韩国占。
四、拔尖人才匮乏。过去我国还有一批挤身于世界一流行例的科技大师，而今天这种领军人物已不多见，拔尖人才严重匮乏，使我国难以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科学前沿和把握重大发展 方向，因而也难做出真正具有开创性的科技贡献。21世纪是高科技进一步发展时代、是知识经济时代，谁的高科技产业化速度快，谁就有更强的竞争能力，高科技竞争实质，就是高素质人才竞争，谁能创造条件，培养人才造就人才，谁就能在激烈竞争中，求得生存、求得发展。江西最高学府，几所大学，这是培养人才中心，但从几所大学来看，未能列入国家重点，名牌更谈不上，主要就是匮缺拔尖一流的名教授。我市宜春学院，也是一样，现在只有陈武教授一人领军。实现江西在中部崛起，建设赣西经济中心城市，人才也是一个非常重要问题。
科技研究论文范文参考 第2篇
在一个星期六的早晨，阳光明媚，万里无云，我正趴在窗外看风景。树上的叶子一片片金黄金黄的，好像一个个大金蛋。我幡然大悟原来“秋姑娘”到了。
随着一阵大风，树叶一片一片地落了下来，像一只只翩翩起舞的蝴蝶。我心想：树叶为什么会落下来呢？于是我跑去问我的百科全书“爸爸”。
爸爸和颜悦色地解决我的问题：“因为冬天又寒冷又干燥，树木不能吸收到足够的水分。而叶子是蒸发水分的。要是在冬天树叶子还碧绿碧绿的，那叶子就会把树木的水分蒸发完，这样就会导致树木没有水分而枯萎。”
听了这句话，我才知道。秋天树叶落下来是为了大树好啊！
长大后我一定要发明一种特殊的肥料。这种肥料一洒在树根里不管春夏秋冬哪一个季节都不会掉落。这样就可以让北方变得绿油油的，即使在北方的冬天也能看见绿色的风景了。
你们说这个办法好不好？
科技研究论文范文参考 第3篇
人们研究分子印迹技术（即分子烙印技术 ，moecular impirnting technology，MIT）的历史 由来已久，可以追溯 到上个世纪。1973年 ，Wullf等合成出几种对糖类和氨基酸衍生物具有较高选择性的高分子化合物，并将它们用作高效液相色谱（，HPLC）的固相填充物，首次提出了“分子烙印技术”这个概念。20世纪80年代初，研究人员利用天然化合物或合成化合物模拟生物体系进行分子识别研究，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MIT的雏形。在MIT发展的初期，德国HeinrichHeine大学的教授_采用共价结合方式制备分子印迹聚合物（Molecularly Imprinted Polymers，MIPs），但由于可供选择的材料十分有限，故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研究进展缓慢。20世纪90年代以后，瑞典Lund大学的在非共价MIT方面做了许多开创性工作，并于1997年成立了国际性的分子印迹学会（Society for Molecular Imprinting，SMI），极大的促进了MIT及其理论的发展。这种基于分子印迹的分子识别新型材料在手性分离、环境分析和催化科学等领域中的潜在应用价值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热点。目前，国内外对MIT的研究正方兴未艾，研究及应用文献较多。
科技研究论文范文参考 第4篇
一、明确了管理对象，规定了科技档案同科技资料的正确区分
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者，向来重视正确的认识对于工作实践的指导意义。建设和发展科技档案事业，最基本的条件之一是必须明确科技档案工作的具体管理对象。大连会议的第一个重要贡献是正确认识了科技档案工作的管理对象，描述了科技档案的基本特征，揭示了科技档案的本质属性，并且以科学的语言形成了科学技术档案概念。
建国初期，随着国民经济恢复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进行，产生了许多新型文件，特别是以技术为内容而具特殊形式的文件材料。这些材料是什么，要不要管，由谁来管，怎么管？当时人们的认识，首先是对这些材料的性质和认识，是模糊甚至是混乱的。主要有三种看法。
第一、认为是技术资料或资料，把所有这些以技术为内容而以图样和文字为表现形式的材料，统统称作技术资料，在观念和认识上远离档案范畴。因此，相关的人员、工作和机构被称为技术资料员、技术资料工作、技术资料室。
第二，被称为技术档案资料。同前者_远离档案范畴_相比，这种认识有了一定的质变，即把对象同_档案_联系起来，承认它们是_档案_，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没有这个进步就不会有后来的_科学技术档案_概念。但它仍然有很大的局限，即把对象同时又看作是资料，没有认识到档案和资料是本质上互相区别的两种事物，相反把这两种性质上完全不同的事物用一个名词串连起来，形成_科技档案资料_这样一个非甲非乙的混沌概念。
然而，管理对象问题不解决，正常的科技档案工作就无法建立，新中国国家规模的科技档案事业就不容易发展。正是技术档案工作大连会议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明确了科技档案工作的管理对象，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科学地解决了科技档案和科技资料的区分问题：科技档案是_记述和反映一个单位的基本建设、生产技术和自然科学研究等活动，具有保存价值，并且按照一定的归档制度作为真实的历史记录集中保存起来的技术文件材料（包括图纸、照片、表报、文字材料等），它不仅在生产、建设和科学研究工作中具有参考使用的价值，而且具有积累经验、保存历史面貌和参考凭证等作用_，而_技术资料则是一个单位为了参考的目的而收集和复制的技术文件材料，它只具有参考使用的价值，根本不能起真凭实据的作用_。这就从性质和作用两个基本方面科学地把科技档案和科技资料正确地区分开来，以此为基础，确定了科技档案工作的管理对象是科技档案，同时要兼管科技资料。
四十年前的大连会议，正确地提出了必须实行科技档案同科技资料的科学区分，指出_技术档案和技术资料不分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技术档案工作就无法建立、健全和发展_。四十年后的今天，我国国家规模的科技档案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不仅科技档案同文书档案等实现了综合统一管理，而且科技档案、科技资料、科技图书实行了一体化综合管理，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一体化和综合统一管理仍然是建立在科技档案同科技资料实体实行正确区分的基础上，没有这个区分，就没有科学意义的科技档案、科技资料、科技情报、科技图书的一体化综合管理。
二、抓好归档，从基础做起，建立和健全科技档案工作
大连会议十分强调归档制度和归档工作。指出：_建立和健全技术文件材料的归档制度，是建立和健全技术档案工作的基础_，_没有归档制度，就没有健全的档案工作，也就不会有完整的档案_。
归档，历来是我国科技档案工作中的重要问题。在当时，处于初创时期的科技档案工作千头万绪，又没有经验，从哪里入手做好档案工作，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抓住归档，就抓住了_龙头_，抓住了最重要、最关键的一个基础性工作环节。
1、抓好归档，解决了大量积存文件的清理建档问题。建国十年，企、事业单位形成和积累了大量科技文件，包括设计文件，科研文件和工艺文件等等。这些文件基本上处于无序和分散状态，亟需进行清理和收集，抓好归档工作，就解决了这些文件的收集建档问题。
科技研究论文范文参考 第5篇
按照功能单体与模板分子之间结合方式以及作用力的不同，分子印迹技术分为预组装法和自组装法两种.在两者的基础上又衍生出结合两种基本方法特点的结合法。
预组装法（又名共价法），在预组装法中，模板分子以可逆共价键的形式与功能单体结合并形成相应的复合物，复合物与交联剂交，联聚合形成相应的高分子聚合物，最后通过化学方法使可逆共价键断裂而除去模板分子并得到相应的分子。自组装法（又名非共价法）在自组装法中，功能单体和模板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并非共价偶联而是某些弱相互作用，只要功能单体和模板分子之间存在着某些相互作用就能达到印迹模板分子目的。结合法（又名半共价法）结合法顾名思义就是结合预组装法和自组装法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之所以被称为半共价法是因为：在这种方法中，功能单体与模板分子之间形成可逆复合物是通过共价键结合的，而在对模板分子的再识别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则是非共价的弱相互作用。其他方法：1999年，TAKEUCHl领导的研究小组在研究辛可尼定（一种抗疟药物）的时候。采用甲基丙烯酸和乙烯基取代的锌卟啉为功能单体制备了辛可尼定的分子印迹聚合物.2000年TAKEUCHI领导的研究小组提出了虚拟模板法制备环境荷尔蒙类物质的分子印迹聚合物。2000年，MOSBACH领导的研究小组采用“固定模板法”实现了茶碱分子印迹聚合物的制备。
与天然受体相比，基于分子印迹技术制备的MIPs具有以下优势：
（1）稳定性好、耐高温、高压、酸、碱、离子强度，可反复使用；
（2）对某些不易得到生物抗体的小分子化合物，制备其MIPs作为替代物，却是相对容易的。因此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分子印迹技术在制备小分子化合物的MIPs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MIPs已经广泛的应用于医药、诊疗、蛋白质组学、环境分析、传感器以及药物传输等研究领域。
科技研究论文范文参考 第6篇
关键词：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发展现状；未来趋势；
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独具特色。虽然早在20世纪20年代西方科学哲学在中国已有介绍，并展开了影响深远的“科玄论战”，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却没有明显的进展。改革开放以来，自然辩证法或者科学技术哲学迎来了一个蓬勃发展时期。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随着研究的深入，形成了一系列的优秀成果。1987年，_学位委员会将自然辩证法正式更名为“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并作为哲学二级学科来建设。在研究重点上，80年代主要集中于自然观、科学方法论、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以及科技与社会等领域；90年代以来，学界继续深化研究，出现了更为专门化、多元化的研究局面，在评介国外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等学科前沿问题的基础之上，衍生出生态哲学、信息哲学、系统哲学、科技伦理学、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后现代主义哲学、女性主义和工程哲学、STS(科学技术与社会)等新的研究领域。进入21世纪，各领域的研究继续取得丰富的成果。正是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巨大的包容能力，造就了这一学科的学术风范和中国特色，它既可以是一个完整的学科———科学技术哲学，也可以分解为不同的学科方向———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工程哲学、科技与社会等。
一、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发展
在自然辩证法的巨大包容能力下，其中的分歧和争论也是明显的，争论的焦点包括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定位、内容体系以及未来走向等问题。
(一)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定位
明确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定位，首先需要明确其学科性质。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性质，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部分，属于哲学学科。于光远在《一个哲学学派正在中国兴起》［1］（P2）、《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中明确提出自然辩证法是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龚育之、孙小礼认为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和自然科学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方法论、认识论的统一。［2］陈昌曙也认为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分支学科，与辩证唯物主义没有本质上的区别。［3］李醒民认为，自然辩证法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自然辩证法研究也可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4］刘大椿、吴国盛、曾国屏等也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自然辩证法的特有地位———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一部分，又与当代科学技术密切相关———在中国科学哲学的发展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5］正是在这一基本立场的基础上，黄顺基主编的《自然辩证法发展史》一书提出，自然辩证法经历了漫长的历程，现在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应该充分反映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新成就和新要求，它结合的学科从基础自然科学扩展到整个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技术科学；它研究的对象从人对自然界的观点推广到从人与自然界的相互作用，从而包括当代世界的全球性问题；要推进这门学科的发展，必须全面地、系统地理解马克思、_创立的自然辩证法的基本思想、基本内容和理论体系。［6］
即使如此，学界对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性质的认识还有分歧。
还有人认为自然辩证法虽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但不是哲学学科，而是一门边缘学科或综合学科。或者认为自然辩证法是处于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边缘地带的学科，具有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的性质；或者认为自然辩证法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相互渗透和彼此结合而形成的一门既不属于哲学，又与哲学和自然科学有联系的、具有哲学和自然科学双重性质的一门独立学科。［9］
作为学科的自然辩证法包括和涉及很广泛的领域，它是开放的，其内容、方法和原理都是不断发展的，将其改成科学技术哲学也是为了发展的需要，为了表明历史渊源和研究特色，也可以称之为“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当然，使用科学技术哲学的名称会给自然辩证法研究提供新的角度，增添新的内容和表述方式。
(二)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理论体系的构成
对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性质和定位认识不同，对其理论体系的构成也就有不同的看法。
吴国盛认为作为事业的自然辩证法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史和科学史。［10］陈其荣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原来的自然辩证法领域得以拓展，形成综合性的交叉学科———科学技术哲学，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等。［11］张明国等在科学技术哲学的构成中增加了科学技术方法论，认为科学技术哲学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技术方法论”［12］。刘大椿全面分析和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技术哲学在发展历程中其构成因素的演变。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自然辩证法采取的是一个兼容并包的“大口袋”方针，包括自然观研究、科学方法论研究、科学思想史、科学·技术·社会研究；近20年来，自然辩证法逐渐演化成科学技术哲学；近十年来，在改革开放和科学技术革命两股世界性潮流的冲击下，科学技术哲学逐渐分化和形成了一系列专门的学科分支和方向，如科学学、未来学、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科学技术思想史、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等等。［13］
可见，在学者之间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但基本都同意作为学科的科学技术哲学至少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三个构成部分。新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工程—产业—社会”知识链条的演进和实践的需要，形成了新的研究领域：工程哲学、产业哲学等。李伯聪将工程与科学和技术进行区分，将科学、技术的二元论拓展为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认为工程活动以建造为核心，工程哲学是独立于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的一门学科。［14］（P3－7）当前工程哲学要特别集中于研究工程决策和设计问题、工程制度问题、工程创新、工程人才、工程共同体、工程历史和案例等问题。［15］2007年，殷瑞钰、汪应洛、李伯聪等主编的《工程哲学》试图勾画出中国工程哲学研究的基本思路、基本观点和理论框架。在工程哲学的研究过程中，学者们开始接触到产业问题，因为很难将有关产业的哲学研究纳入工程哲学范式中，同时，科技哲学需要思考诸如科技产业化和各门产业发展的问题，由于这种理论内在的矛盾和现实社会生活的共同作用，产业哲学逐渐形成。曾国屏等认为，产业哲学是部门哲学或亚哲学，其主体框架有五个部分：(1)产业的元理论问题；(2)产业创新与发展；(3)产业现象学；(4)有关产业哲学的应用问题；(5)产业思想史。［16］吕乃基认为，产业哲学是科技哲学当前发展的最新阶段，具有中国特色，产业哲学本身具有松散性、实践性和主观性。［17］
(三)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未来走向
近些年来，尽管作为学科的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与时代的需要密切相关，但对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学界也有不同的认识。
郭贵春等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哲学继承和发扬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传统，出现了更加专业化和多元化的研究局面，如技术哲学研究的多元化状态，技术本质、技术认识论、技术价值论、技术伦理学、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异同关系、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之间的异同关系、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科技战略与政策研究，等等。［18］张明国等从科学技术哲学的构成分析了各部分的研究重点，认为技术哲学主要集中于技术与文化的关系问题，科学哲学主要研究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自然哲学主要研究环境问题的文化成因等；科学技术方法论主要研究创造力开发中的心理学问题；科学技术与社会主要研究技术与文化的现实问题和STS教育问题。［19］
当前的研究热点预示着学科的未来走势，学者们也有不同的期望。
1.自然辩证法应该走向科学技术学
曾国屏认为，改革开放以来，自然辩证法得到了长足的进展，但它并不是一个合理的有生长性的学科，而科学技术学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研究科学技术，社会的发展需要这样的“科学技术学”。当然，科学技术学及学科群的建设要以自然辩证法原理及其理论为指导，原来的自然辩证法学科在新的时代下要走向科学技术学。［20］李正风等认为，作为“大口袋”的自然辩证法并不是学科建设的理性状态，而要加快实现学科性质的单一化，可能的途径就是走向科学技术学。［21］张明国也支持这一主张，认为自然辩证法学科在改为科学技术哲学之后需要进行“第二次调整”，即将科学技术哲学调整为“科学技术学”，这不仅可以弥补科学技术哲学的一些缺陷，而且有助于实现“STS”的中国化、学科化。［22］
2.自然辩证法未来应当走向科学哲学(包括技术哲学)
吴国盛认为，无论是“自然辩证法”还是“科学技术学”，都不能成为一个学科。西方的“STS”应该译为“科学技术元研究”，而非“科学技术学”，而科学技术元研究并非一个学科。自然辩证法是一种事业，也非一个学科。当前紧迫的问题是尽快结束自然辩证法的过渡状态，建立学术规范，走向学科化。如果走向了科学技术哲学，那就意味着在学科化的道路上朝建制化方向迈出了一大步。［23］
在教育部组织编写的《〈自然辩证法概论〉教学大纲》(2013年修订版)中，对自然辩证法的学科性质、内容与范围都作了新的解读。“自然辩证法是一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思维科学相交叉的哲学性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它站在自然观、认识论、方法论的高度，从整体上研究和考察包括天然自然和人工自然的存在和演化的规律，以及人通过科学技术活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普遍规律；研究作为中介的科学技术的性质和发展规律；研究科学技术和人类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规律。”［24］（P1）
从这些不同的期望可以看出，作为学科的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在哲学的范围内向所有的学科敞开，不断进行多领域、多角度、广范围的积累和凝练。
二、科学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及走向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追踪西方科学哲学的研究，译介了大量的西方研究成果，对西方著名科学哲学家和流派进行了介绍和研究。近年来，国内学者除了在传统科学哲学的问题上继续进行研究以外，对后现代科学哲学加强了译介和研究，并且进行了一些具有自身特色的科学哲学探索，如另类科学哲学、科学实践哲学、语境论科学哲学、科学文化哲学等，对科学哲学的未来走向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一)传统科学哲学的问题
传统科学哲学指的是西方正统科学哲学，它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长期以来得不到确切的回答，处于不断的建构、批判、转向之中。近年来，我国学者也尝试着给出自己的回答。
1.科学划界
科学划界是科学哲学研究最基本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阐释在一定程度上是某种科学哲学理论是否成功的标志。魏屹东认为，科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科学包括关于自然的自然科学、关于人类社会的人文社会科学和关于人类思维的思维科学；狭义的科学仅指自然科学。［25］王前认为，科学的东西肯定是正确的东西，但非科学的东西未必就是不正确的东西。许多非科学的东西无所谓对错，而是要区分好坏、是否有用、功效大小，而这些是不能用科学的标准来直接衡量的。［26］科学的本质包括逻辑分析和实证检验两个方面，科学的划界标准并不是唯一的，也不是确定不变的，而需要依据时间和语境才能确定。
2.科学发展模式
科学发展模式是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中出现过许多理论。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学者基于当代科学社会发展的实际，在科学发展模式上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李建珊等基于科学异化所造成的恶果以及人类的主体价值的丧失等问题，提出了一种以人类的终极价值为目标的科学进步模式，即科学—价值模式，认为科学是否是发展进步的，在于它是否朝着对人类的终极关怀的方向发展，即科学的发展是否有利于其全部价值的相互协调和全面增值，且不产生负面影响。［27］
3.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
对于科学理论是否具有真值以及科学术语是否有所实指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造成了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间的争论。我国大多数学者是支持科学实在论的，因此对科学实在论进行了辩护，并为走出科学实在论的困境寻找可能的出路。如郭贵春等在分析科学实在论的论证策略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实在论摆脱困境的出路。［28］
(二)科学哲学的重点研究内容
1.另类科学哲学
刘大椿等在《思想的攻防———另类科学哲学的兴起和演化》一书中把对科学持批判性立场的学者和流派归为另类科学哲学。［29］（P25－26）大体上说，另类科学哲学包括几种类型：(1)20世纪70年代以来逐渐渗透到科学哲学领域的欧陆反科学主义理论，如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等流派的科学哲学思想；(2)从分析哲学传统内部彻底走向正统科学哲学反面的叛逆，主要以费耶阿本德、罗蒂等为代表；(3)借鉴另类思想反叛科学社会学(STS)传统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研究，包括激进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和生态主义科学哲学。被称为另类科学哲学的思潮并不是一个整体，而是许多异质性的科学反思。它们更多地关注科学与其他社会实践活动之间的关系，共同点在于批判科学甚至反科学的态度，传达了对科技价值的质疑。
传统科学哲学所关注的是科学中的认识模式、知识与真理等科学内部的问题，这就需要经验和逻辑推理的方法，但逻辑和经验仅能用来为科学理论本身辩护，而不能展现科学的发展过程；历史主义、建构主义以及科学知识社会学所关注的则是整体的科学与社会中的政治、文化、历史、心理等其他外部因素之间的关系，这种将科学放入社会中、描述和分析其社会形成过程的研究方式展现了科学发展的动态变迁，而忽视了科学内部的构成和科学自身的合理性问题。所以，科学哲学中无论是辩护还是批判都只是关注到了科学的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另一方面。
2.语境论科学哲学
郭贵春等提出科学实在论走出困境的出路之一就是语境论。西方科学哲学经历了语言学、解释学和修辞学“三大转向”之后，语境论是其发展的必然趋势。“从语境的基底上透视、扩张和构建整个科学哲学的大厦，是回答了以什么样的形式、什么样的方法以及什么样的基点或核心去决定科学哲学未来走向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30］语境论是一种世界观与方法论，强调从综合的和动态的视角考察科学及其发展。语境论的科学哲学研究纲领主要由语境论的科学观、语境论的实在观和语境论的真理观所构成。语境论的科学观强调把科学放在现实的社会、文化、历史等多元语境中来理解，科学是依赖于语境的产物。语境论的实在观从科学的语境性与可错性出发，在科学知识的去语境化与再语境化的动态发展中，阐述一种语境论的实在论立场。语境论的真理观把真理理解为科学追求的目标，把科学研究结果看成是主客观的统一。语境论的科学哲学有三大优势：在认识论意义上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理论；在方法论意义上比较容易理解关于科学概念与科学观点的修正问题；在价值论意义上能更合理地理解与反映科学的真实发展历程。
3.科学实践哲学
吴彤等认为，传统科学哲学单纯强调科学的理论层面，忽视了科学的实践和活动层面，从整体上扭曲了对科学的看法。科学实践哲学通过对人类科学实践活动和过程的深刻理解，把理论优位的科学哲学转变为实践优位和活动优位的科学哲学。［31］科学实践哲学试图在实践的基础上重构以着重讨论科学实践和活动为特征的科学哲学，建立一种以科学实践为基础，以实验室实践、文化和权力及其地方性知识本性为特征的新科学观。吴彤认为科学实践哲学对于科学哲学研究本身和中国科学哲学的研究有重要意义：(1)科学实践哲学认为实践是科学的基础，反对对科学仅作理论优位的说明和解释，这有助于改变科学哲学的低迷境况；(2)科学实践哲学认为一切知识的本性都是地方性的，打破了科学知识的普遍性神话；(3)知识的地方性研究和对中国本土知识的研究，为科学哲学的中国化研究提供了更为合理的基础和更为广阔的视野；(4)研究科学实践哲学中的实践概念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的关系，可以推动科学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之间关系的研究；(5)在科学实践哲学的研究框架内，关于实践的因果性和规范性方面的研究对于原有框架的认识有所推动。［32］
4.科学文化哲学
传统科学哲学对科学某一方面特征的关注所造成的二元化使得科学哲学的发展遭遇到极大的困难，20世纪后期出现的科学文化哲学则希望避免这一问题。对科学文化哲学可以有两种理解。第一种理解是将科学看做一种文化样态，对其进行哲学反思，即把科学看做是一种文化或文化活动，从而对其进行哲学探究。［33］另一种理解是从文化哲学的视角反思科学，即借鉴文化哲学研究的视角和方法研究科学，主要侧重于从文化哲学的视角透视科学文化。［34］刘大椿等很早就关注到科学文化的哲学维度，探讨过科学在近现代文化中的主导作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科学文化与中国现代化等问题［35］，认为科学哲学未来的任务和理论增长点在于促进科学与人文、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融合。科学文化哲学强调从传统科学哲学的狭窄视域中走出，将科学当做一种文化现象进行审度，而非当做人类知识的最高形式去膜拜；强调科学与人文的融合，采用的方法是综合性的。所以，与传统科学哲学相比，科学文化哲学作为一种“大哲学”，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很大的拓展。
(三)科学哲学的未来走向
尽管当前国内的科学哲学发展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大多数学者对其未来发展充满了信心，对其未来走向进行描绘，甚至一度引发了争论。
1.科学哲学走向自然科学哲学
对于目前国内一部分学者强调纯粹的科学哲学研究，认为科学哲学的正宗是研究科学哲学的理论问题，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属于科学哲学的边缘或者问题，科学与社会关系研究根本不是科学哲学的现象的观点，吴彤并不认同。在他看来，自然科学哲学的问题才应该是科学哲学研究的主流。因此，他不赞同把科学哲学变成一门与实际科学活动完全无关的“专门学问”，认为一旦如此，科学哲学将会丧失“立足之本”，陷入“危险境地”。“重要的问题不完全在于正名，而在于努力。作为学者要付出艰苦的努力。”
2.科学哲学保持多元性研究
郭贵春等认为，随着科学与哲学的不断发展，科学哲学也会随时对传统的问题给出全新的回答。科学哲学始终是一门处于发展中的学科，是一个兼收并蓄的、分层次的和多元化的开放体系。其中，基础理论研究强调的是对作为整个科学的逻辑性、规范性、方法论性和哲学性的系统思考；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所强调的则主要是具体学科的个体性、现实性、前沿性和多样性。这两个层次之间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界限，后者是前者的现实基础，前者是后者的理性升华。
3.具体科学问题及复杂性哲学研究
对具体科学问题进行哲学的研究是科学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所强调的是具体学科的个体性、现实性、前沿性和多样性，而这是基础理论研究的现实基础，因此对传统问题的阐述不能游离于具体科学问题的哲学研究之外。当前，随着具体科学的突飞猛进，具体科学的哲学探究也得到了大发展。系统科学哲学就是如此。国内学者很早就在用科学哲学的范式研究系统科学，颜泽贤等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对复杂系统演化的概念、判断、标度、条件、机制、过程、原理及哲学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一些学者力图用科学哲学的方法研究复杂性问题。吴彤的《复杂性的科学哲学研究》一书较为系统、完整地以科学哲学范式研究复杂性。在复杂性研究领域，一批学者分别在复杂性概念、复杂性的知识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对复杂性的科学哲学做了比较深入细致的探讨。部分学者还把复杂性科学思想、概念和方法用于其他领域的研究，也为复杂性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苗东升、范冬萍、肖显静、段伟文、刘劲杨等对复杂性问题从不同方面进行了探讨。
无论是传统科学哲学、另类科学哲学、语境论科学哲学、实践科学哲学、科学文化哲学，还是具体科学问题的哲学探究，我们都不能跟随西方学者的脚步亦步亦趋。不可否认，对西方哲学史上重要思想的学习和借鉴是需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构建具有中国语境、中国问题的科学哲学，以此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哲学理论体系。有学者就科学哲学中国化的可能性、现实性和意义等问题进行了尝试性的探讨，认为实现科学哲学的中国化是一项长期艰苦的工作，需要奠定坚实的学术基础，需要在吸收中西两种异质思想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更为重要的是立足中国实际，提出自己的问题。
三、技术哲学研究的重点及方向
技术尽管历史悠久，但技术哲学却是一门新兴的学科。虽然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有学者开始了技术哲学的思考，但国内技术哲学的诞生还是以陈昌曙于1982年发表的《科学与技术的统一和差异》一文为标志。探析科学与技术的本质区别，对技术哲学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科学与技术的区别至今依然是科学技术哲学的一个重要议题。
国内学者一方面期望能够建立自己的技术哲学研究框架，一方面也译介国际技术哲学的研究成果，所以当前的技术哲学研究在这两个方面是齐头并进的。针对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2001年，张华夏、张志林提出“认识论纲领”，陈昌曙提出“价值论纲领”，引发了一场持续的争鸣。通过这次争鸣，学界对技术哲学的核心问题有了较清晰的认识，对我国技术哲学的快速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陈昌曙等的《技术哲学基础研究的35个问题》一文，从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和性质、技术哲学研究的理论意义、技术的本质、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技术的价值、技术发展的规律性六个方面列出了技术哲学研究的35个问题，虽说不能称之为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但确实指出了技术哲学所要重点研究的领域。
当前，中国技术哲学的研究正趋向成熟。随着建制化的形成和完善，技术哲学逐渐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取得合法地位并被认同，学术共同体也日渐壮大；同时，研究的论题域已基本清晰，研究深度正逐渐增加，研究方式正走向多元化，研究成果正趋于丰富。
(一)技术哲学研究的重点问题
据初步统计，近30多年来，国内主要期刊发表的与技术哲学相关的学术论文计5000余篇，其中技术哲学的应用研究，如有关STS、技术创新、技术价值、可持续发展及生态技术四个方面的研究占总数的2/3强，而技术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如国外技术哲学、技术本体论、技术认识论，以及综合研究四个方面的研究所占比例不到1/3。由此可见，虽然技术哲学的基本理论研究是这个学科建立和形成的基点，但应用研究居于主体地位，正如陈昌曙所说，“没有应用(现实价值)，就没有前途”［47］。
技术哲学强大的生命力就体现在它的理论研究与现实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上。当然，技术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也在逐步深入，抽象的思辨逐步转变为从语境和实践角度考察和反思，只把技术当做一个抽象的整体进行思考，具有脱离技术实践变得空洞的风险，仅从实际存在的技术出发研究技术，难以达到哲学的高度，“我们应该立足于实际存在技术的经验基础来思考技术的普遍性问题”［48］。从这样一个基本立场出发，技术认识既可以看做是作为认识活动的技术，也可指认识所得到的成果是技术性的［49］，所得到的技术知识“是一种面向实践的知识”［50］。技术使用问题也被技术哲学纳入其中，陈凡等从人类文明进步的角度探讨了技术使用的问题，认为“人类通过对技术的使用，不但构造了生存处境，也生成了生活世界。在生活世界里所展开的技术使用实践，实际上是技术功能在生活世界的情境化”［51］。
(二)技术哲学研究的方向拓展
在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领域中，工程逐渐显出其独特性，工程哲学应运而生。李伯聪认为工程哲学是以工程知识和工程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分支。“工程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人能否改变自然界(世界)和应该怎样改变自然界(世界)的问题，它要回答‘人应该怎样做’的问题。”［52］王宏波探讨了工程哲学与社会工程的问题。［53］田鹏颖把技术理解为实践性的知识体系，不仅包括自然技术，而且包括社会技术。社会技术是“人们改造、管理社会和调整、优化社会关系、解决社会矛盾的实践性知识体系”［54］，社会科学与社会技术一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55］。“社会技术哲学”是技术哲学的新视域，在此基础上，田鹏颖结合工程哲学的研究主题，提出了“社会工程哲学”范畴，认为“‘社会工程’作为风险社会时代建立在人们改造世界实践活动基础上的重要思维方式，应该成为现代社会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56］
(三)技术哲学的未来走向
不论是借鉴别人的学术资源还是遵从自己的学术传统，当下中国的技术哲学研究正走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我们面临着从“国外技术哲学述评”向“以基本问题为导向”的转折。技术哲学的未来发展，要坚持以下几个基本原则：
科技研究论文范文参考 第7篇
铸就强国强军“星”坐标
11月25日，_军事训练会议在京召开。强调，军事训练是部队经常性中心工作，是生成和提高战斗力的基本途径，是最直接的军事斗争准备，对于确保部队能打仗、打胜仗，对于提高部队全面建设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蓝图绘就，使命催征，正因为如此，更要在“热血铸军魂”中矢志奋进，铸就“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星”坐标，倾情书写“中国梦·强军梦”的时代奇迹。
回应时代召唤，铸就“听党话跟党走”的忠诚之“星”。忠于事业就要爱岗敬业，忠于职守就要争创一流，时代召唤奋进者，机遇也总是眷顾奋进者。我军军事训练在紧贴实战、服务实战方面向前迈出了一大步，靠的是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无限热爱和满腔热忱，靠的是将“爱国心、强国志”转化为“为民行、报国行”的持之以恒和强大韧劲，靠的是一分一秒不停滞、一丝一毫不懈怠的坚决执着和务实笃行。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高昂对党绝对忠诚的“精神脊梁”，共塑比学赶超、争创一流的“军人面孔”，全面培养政治过硬、本领过硬、作风过硬的价值取向，让“一流定位、一流业绩”的“根本源”强起来。要坚持高定位、高标准、高要求，在知行合一、表里如一中自觉对标对表先进，提高抢抓机遇、创造机遇干事本领，在对“报效祖国、矢志复兴”的热爱坚守中诠释担当，在对“硬骨头、硬本领、硬作风”的崇尚和学习中激扬斗志，脚踏实地、久久为功。要在宣传好贯彻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坚守忠诚信仰，保持清醒头脑，在大战大考中“强筋壮骨”“丰盈血肉”，在公与私、荣与辱、对与错的抉择中坚持抵制“微利之诱、五色之惑”，始终做到慎权、慎独、慎微、慎初。
汇聚磅礴合力，铸就“能打仗打胜仗”的创新之“星”。艰苦奋斗是的鲜明底色，勇于创新是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驱动引擎。从强国重器到演兵一线，从陆上平面到“上天入海”，从实战实训到科技强训……一分一秒中，一毫一厘间，无不积蓄着“勤于创造、勇于奋斗”的强劲动能，无不蕴藏着“以赢战圆梦，以强训起航”的制胜密码。要站稳艰苦奋斗主阵地，坚持与时俱进，勇于开拓创新，敢接“烫手山芋”，能啃“最硬骨头”，无论上来历练还是下去“墩苗”，无论是实战演练还是应急处突，都能充分汲取经验教训和斗争伟力，在探索中增长才干，在突破中争先进位。要在强国强军进程中坚持革故鼎新、守正创新，把稳“战时武器”，巧借巧用“东风”，激活改革创新融合发展“动力源”，查缺补漏，实现“弯道超越”。要引领创新风气之先，引、育、用、管“高素质、专业化、精准化”新型军事人才队伍，力求技术革新、科技攻坚、发明创造从“制”到“智”的大联动大跨越，实现创新发展“两翼”齐飞。
开创强军未来，铸就“建新功立伟业”的奉献之“星”。“硬骨头连队”载誉归来，在为他们“点赞”的同时，弘扬好、转化好、拓展好丰硕军事成果，奋力开启“强国梦”的时代新篇章。党员干部要学习他们在各条战线上“收官”不“收劲”、退伍不“褪色”的赤子情怀，矢志扎根一线，敢担当讲奉献，讲团结促和谐，永葆“不抛弃不放弃”的积极心态，营造“建新功立伟业”的清朗风气。要紧紧依靠群众，夯实人民主体地位，始终“置顶”人民利益，怀揣“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的魄力决心和“甘于奉献、乐于奉献、默默奉献”的信念追求，在思想行动统一中用奉献铸就“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的时代丰碑，获取为民利民便民的力量源泉。同时要把准历史交汇点、任务衔接处的“时度效”，高起点高要求绘就“一张蓝图”，秉持不忘历史、把握现在、开创未来的精气神，在面向群众、面向未来的“赶考路上”矢志民族复兴，于使命更光荣中奋勇搏击，于境遇更艰险处勇立潮头，用心用情用力交上令人民满意的“合格答卷”。
强国必强军，强军必兴训。铸就强国强军“星”坐标，擦亮忠诚本色，激活创新引擎，赓续奉献基因，让广大党员干部在学思用贯通、知信行合一中将“星”坐标融入精神血脉、化为自觉行动，始终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科技研究论文范文参考 第8篇
论文关键词：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研究取向
教育技术定义中指出，教育技术学的研究内容包括对学习过程和学习资源的设计、开发、利用、管理和评价五个范畴。教育技术学的研究目的在于：探索应用教育技术进行教育活动过程的发生、变化、发展的普遍规律和因果关系，对被观察到的事实和应用教育技术进行教育活动的现象，做出科学的解释、预测和控制，建立系统的理论以期对教育技术中复杂的图景做出精确、深刻的描述。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则是“人们为深刻认识应用教育技术进行教育活动的过程和现象而采用的途径、手段或工具等。”这决定了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的对象和必要性，也昭示了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的意义。
教育技术学与其它科学的最根本区别是研究取向的差异。所谓研究取向是指研究者在研究某种特定对象时所持有的基本信念、研究视角和研究范式的综合体。研究取向的不同可能会导致研究方法的不同。教育技术学从产生至今，研究取向经历了一系列变化,回顾和反思这些研究取向的演变，分析教育技术研究取向的现状，展望研究取向发展的未来趋势对于我们合理选题，从事教育技术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什么是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定论，通俗的理解：人们在进行教育技术研究过程中所采取的步骤、手段和工具的总称，是按照某种途径，有组织、有计划、系统地进行教育技术研究和构建教育技术理论的方式。它既是一种思维方式，又是一种行为方式；既是一种理论上的方法体系，又是具体实践的行为策略。通常情况下，进行科学研究的方法，按照其普遍程度可以分为四类：哲学方法，元方法，一般研究方法，专门研究方法。哲学方法是具有普遍适应性的最高层次的研究方法，适合于所有研究对象；元方法是是指研究的观念思想体系，包括基木的理论假设、研究的哲学取向和原则等；一般研究方法是对某一学科进行研究的具体方法；专门研究方法是对某一具体问题而采取的研究方法。
长期以来，实验验证假说一直是作为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论的核心，研究通常采用实验分组对比的方式来验证各种媒体工具的功效和学习课件所产生的教学效果。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以及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正在逐步走向多样化、多元化的轨道。这是由于研究对象的复杂性、研究目的的多样性、教育研究过程的阶段性以及研究者的个性化等因素所导致的。现在实证研究将不再是教育技术研究唯一的主流，定性与定量研究的结合，行动研究法、多种综合方法的系统研究都将成为教育技术学今后研究的重点。
多元化方法一：思辨哲学方法与实证科学方法的融合
用思辨哲学方法研究教育技术学，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对教育技术学领域的一些概念、思想、范畴加以讨论，打破固有的思维方式，在已有理论的基础上对教育技术学的观念进行创新，从而使得教育技术学的基本理论得到进一步深化。这也是教育技术学得以存在的基础。
实证科学方法遵循自然科学“科学化”研究范式，按照“实验、统计、测量”的基本手段，对教育技术学进行研究。实证科学方法在一定意义上具有可信服性，但是，这一研究方法难以适应对复杂问题比如像教学活动的分析，难以适应及时变化了的形势，因而有其狭窄的一面。
思辨哲学方法与实证科学方法的分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当成是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分歧。教育技术学是从自然科学领域中成长起来的社会科学，在这样的前提下，在对教育技术学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把自然科学的一些研究方法、研究模型、研究原则比如系统论、控制论的方法积极运用到教育技术学领域，另一方面，人文社会科学不但要提出对教育技术学的观点，同时还要利用自身优势对自然科学得出的结论加以分析、综合，并以此为基础提出新的概念、原理或假说，并可以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原则适当加以验证。这意味着，实证科学方法可以为思辨哲学方法提供立论基础，思辨哲学方法可以为实证科学方法提供命题假设，二者可以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统一于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的发展。这也是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创新的必由之路。
多元化方法二：质的研究方法和量的研究的相互补充
教育技术学的研究方法是随时代变迁而变化的。近年来，研究者采用质的研究方法开展研究的论文数量逐年增加，同时以实证研究方法为基础的心理学研究日益暴露出了它的局限性，并正在受到理论心理学者的猛烈批判。这样一种现状在客观上造成定量研究与质的研究双峰对峙的格局。其实，从后现代观点来看，可以认为，质的研究方法作为一种“科学表现的方法”被重新获得而已(徐晓东，2001)。
事实就是这样，量的研究方法的使用是有一定条件的，当然在这一条件下也可以使用质的研究。由此可见，在很多条件下定量研究和质的研究可以和睦相处。因此，为了获取某一现象的数据，质的研究的数据也好，量的研究的数据也好，都只不过是广泛数据群当中的一部分而已，并非互相排斥、也不存有什么不合适。
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决定了教育技术学研究者的研究范式、研究目标、研究对象、研究原则、研究程序等问题，也决定着教育技术学的研究者如何利用教育技术学理论来进行教育指导与实践。同时，教育技术学的迅速发展，也要求教育技术学研究力一法的创新。但是，与之相反，教育技术学却仍没有明确的属于自身的研究方法，因此，对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的探讨，仍然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1]徐晓东.教育技术学的研究领域及其研究方法,电化教育研究.2003,(9)
[2]宋新芳,.现象学教育研究方法及其对教育技术研究的启示[J].中国教育技术装备,2006,(8).
[3]陈桂生,.略论“教育研究方法”[J].当代教育论坛,2006,(7).
[4]刘红斌,.论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中两种范式的整合[J].当代教育论坛,2006,(3).
科技研究论文范文参考 第9篇
你知道吗？我国每年都有价值250亿元的资源被白白浪费了！这些资源既不是石油也不是天然气，更不是高科技产品，而是我们每个家庭每天都在产生的生活垃圾。由于我们没有将垃圾进行适当的分类，不仅使那些可利用而没有得到利用的废弃物成为二次污染的源头，而且还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实在是太可惜了！
让我们先来看一看生活垃圾全部混在一起都会带来哪些后果吧！首先，会增加填埋或焚烧的垃圾量。仅在我们北京，垃圾占地就已达1万亩啦，焚烧垃圾越多，释放的有毒气体也就越多，同时还会产生有害炉渣和灰尘呢，这些都对我们的健康构成了极大威胁。
我们再来算算垃圾不分类会造成多大的资源浪费吧。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每年约有300万吨废钢铁，600万吨废纸没得到利用。而我们经常随手丢弃的废干电池，每年就有60多亿只，里面总共含有7万多吨锌，10万吨二氧化锰呢。这些资源如果都能被重新利用，将会成为多大的社会财富啊。
既然垃圾分类这么重要，为什么大家总是做不好呢？我们调查后发现，很多人怕麻烦、环保意识不够，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大街上和社区里方便分类垃圾箱特别少，让人们很难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哎，难道说，就继续让这些垃圾混在一起，又污染环境又浪费资源吗？那可不行，必须想办法解决。如果政府加大垃圾分类的推行力度，当然最好还能制定奖惩制度，效果可能就明显得多。除此之外，最好能够设计出更为方便分类，同时外观又醒目的垃圾箱，让它的标识就像交通红绿灯一样深入人心，时刻提醒大家要做到垃圾分类。这样一来，不但可以减少污染，保护环境，而且还能给国家节约不少能源呢。
科技研究论文范文参考 第10篇
学习到生活中，我们都离不开纸，而造纸的原材料主要是树皮等植物的纤维，但由于人们盲目的砍伐。此刻树木也越来越少了，所以我们要节约用纸，人人有责，要从我们身边的小事做起。
“节约用纸”对我们来说，比起节约水电来似乎遥远了一点。很少清楚节约用纸和保护生态环境有什么直接关系。我们每个人每一天都在用纸，用各种各样的不一样类型的纸。那么你统计过吗？你每一天要用多少张纸？你一星期要用多少纸？你一个月至一年要用多少张纸？结果是惊人的。一张纸从何而来？纸是由树“变”来的。一棵树往往需要长几十年才能被人类利用。人类是无情的，电锯声中，几十年长成的大树轰然倒地。那些木材，运往造纸厂，变成了一张张纸。纸给人类带来了方便，但同时给森林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树木不仅仅能够用来造纸，还能够带给木材。大面积的森林能够涵养水源，防止水土流失，净化空气。如果没有树木，就没有氧气，那我们也就无处安身。森林的消失危害巨大：黄土高原上原本覆盖着成片的森林，郁郁葱葱，一望无际的林海，泛着绿色的波涛。但是，由于人们的破坏，此刻黄土高原已真正成为只有黄土的高原，大地脱去了外衣，裸露出了黄色的皮肤，是那样令人痛心。
每年的3月12日是“植树节”。这一天，我们都拎着工具去植树。我国此刻的森林覆盖率已上升。这是人类改过自省的结果，是令人欣慰的。
但是，虽然森林覆盖率上升，但仍然很低。所以，植树造林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也是人类永远的任务。此刻已步入冬季，虽然已经过了植树的最好时节，但我们能够在心中播散“节约用纸”的种子，种植“植树造林”的树木，等到来年春天，这些树木已发了芽，长高了。我们能够拿着工具到户外去，将树木的种子播散到土地上，精心呵护它们，让祖国大地充满绿色！为我们遮风挡雨。节约纸张，从我做起。
科技研究论文范文参考 第11篇
一、关于教育技术学学科的三种认识
目前,教育技术学界形成了有关教育技术学科的三种认识,具体如下:
(一)教育技术学是跨学科领域
关于教育技术学是领域还是学科的争论由来已久,并持续到现在。有一些学者认为教育技术学既不可能也不宜作为一门学科,而只是把教育技术学作为一个由教育学、心理学、信息技术、传播学、系统科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图1)。这种观点完全否认教育技术学是一个理论学科,也不认可教育技术学是一个应用学科,而只是把教育技术学作为各门学科共同研究和实践的领域,原因在于有关教育技术活动的研究难以形成确定性的知识及完善的学科理论体系。这实际上是否定了教育技术学作为学科的可能性。
(二)教育技术学是应用学科
在一些学者看来,教育技术学的任务不是构建完整的学科框架和理论体系,而是利用诸如教育学、心理学、传播学、系统科学等学科的知识去解决教育中的技术应用问题(图2)。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虽然也承认理论的意义,但却否认教育技术学应该拥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并认为构建系统的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是徒劳无功的。这种把教育技术学仅仅视为应用学科势必会导致教育技术学失去其本应有的作用而对教育实践产生消极的影响。教育技术对教育实践产生的影响甚微的根源也恰恰是把教育技术学只作为应用学科而忽略理论构建的重要性。
图1 教育技术学的跨学科性
图2 教育技术学的应用学性
(三)教育技术学是兼具基础与应用性质的相对独立的学科
有一种观点认为教育技术学应是兼具基础与应用性质的相对独立的学科(图3,或者如焦建利教授所言“教育技术学是兼具科学与技术性质的学科”[1],其实质是一样的。)在这种观点看来,教育技术学不仅是应用程度高、以实践为导向的学科,而且需要在实践的基础上借助、整合教育学、心理学、传播学和系统科学等学科的知识进行自身的理论建构,并且运用理论来指导应用,从而实现教育技术变革教育实践的目标。
图3 教育技术学的兼具基础与应用性
教育技术学之所以是相对独立的学科,那是因为涉及教育技术研究的学科很多,比如教育心理学、课程与教学论、教育传播学等,虽然有交集,但是,专门而系统研究教育技术的学科则只有也只能是教育技术学。
在这三种关于教育技术学学科的认识中,笔者赞同第三种,因为对教育技术理论和实践发展能产生真正效果的是第三种。教育技术学学科发展的目标就是要努力成为兼具基础与应用性质的相对独立的学科。基于这个目标,笔者试分析教育技术学科发展所面临的内在危机。
二、教育技术学科发展的内在危机分析
近些年来,关于教育技术学成为一级学科的讨论成为教育技术学界的热门话题。其实,教育技术学只有在真正成为一门兼具基础与应用性质的相对独立的学科之后,才可能实至名归地成为一级学科,然而,潜伏着的许多危机在妨碍着教育技术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一)技术应用主义的强旺
当被问及什么是教育技术的时候,除了“不知所措”地搬出AECT94定义,大多数的回答是“教育技术是教育中的技术,指人类在教育活动中所采取的一切技术手段和方法的总和”[2]。关于教育技术学定位的主流认识是:教育技术学定位在“现代信息技术和视听媒体技术在教育教学的应用。”[3]“教育技术的学科定位应该是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和研究的学科。”[4]
从电化教育的“媒体应用论”到教育技术的“信息技术应用论”,技术应用主义一直统治着对教育技术本质和教育技术学学科定位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对教育技术学学科发展是非常不利的。技术应用主义的教育技术学强调教育技术学应该面向实践,通过应用来体现教育技术学的价值,这当然是正确的,也是教育技术学应有的价值取向。但是,技术应用主义的教育技术学“是贫困的,因为它毫无知识生产能力。”[5]正因为技术应用主义的教育技术学无法产生关于自身的理论和知识体系,所以就不得不将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所需要的知识系统作为教育技术学自身的知识体系,其中就包括了教育学、心理学、传播学、媒体理论,乃至技术哲学等知识。这种用其他学科的零碎知识拼凑成的教育技术学理论,就如同用不同的布头拼成的布袋,无法全面覆盖教育技术实践。真正的办法是,必须用整块布料去缝制布袋,用关于教育技术自身的知识来构建教育技术学的理论体系。
教育技术是在教育实践中生成或移植的技术及其体系,是“一种与教育教学系统同质的知识技术”[6],而不是各种媒体技术本身或它们的教育应用。相应的,教育技术学的主要研究工作就是“教育技术的技术体系的创建。”[5]
(二)独立个性的缺乏
第一,教育技术学缺乏自己的话语系统。一方面,我们说的很多话是教育学、心理学、信息技术的话语;另一方面,很多教育技术研究者的着述,虽然用中文来写作,但研究视角、概念系统、思维方式和分析框架都来自西方,其结果正如一位学者评论教育学研究一样:“连篇累牍的文章、着作充斥着新术语、新概念、新体系,……思辨的目的不是研究教育,而是研究西方的话语,以本土的教育论证他人理论思想的合理性。在这里,由于西方话语脱离本土,语言由交流的工具变成了书写的工具,失去了真实生活的意义。”[7]
第二,教育技术学也缺乏属于自己的研究方法。许多后现代主义的支持者常常把追求独特的研究方法视为追求唯一的研究方法加以批判,认为强调独特的研究方法是传统学科框架下的弊病,是画地为牢,应该予以摒弃,取而代之的是多元化的研究方法。其实,多元与独特是辩证的关系,没有独特就很难理直气壮地强调多元,没有多元的基础也很难形成真正的独特。目前的现状是,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有余,而独特性不足。国内教育技术学研究大多借用社会科学特别是教育科学以及心理科学的研究方法,包括历史研究、调查研究、比较研究等,这些研究方法作为通用性质的方法为教育技术学的理论与应用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如果长期停留在借用上就不利于教育技术研究的纵深发展。
第三,教育技术学亦缺乏属于自己的一般理论。教育技术学的综合和交叉的性质使其作为学科的合法地位常常遭到来自学科内外学者的质疑。质疑的关键点在于,如果把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剔除出去,教育技术学还剩下什么?教育技术学的文本本应具备一种思想张力和某种叙说的结构来激发批判性的反思,可由于缺乏自身的一般理论而成为一种具体阐述对学习资源和学习过程进行 设计、管理的程序的技术手册。不可否认,教育技术学欲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借用和移植信息技术、教育学、心理学等其他学科的部分理论、方法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多学科的整合或跨学科的研究不应该导致其他学科对教育技术学理论发展的限制,而且,如果一直没办法摆脱对其他学科的依附,教育技术学自身独特的对象域反而被遮蔽,教育技术学的一般理论就永远不会得到彰显。
(三)理论研究的贫困
一方面,确实有一批杰出的学者在教育技术学理论探索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如何克抗教授的“信息技术与课程深层次整合理论”,李克东教授的“数字化学习理论”,桑新民教授的“创新学习方式观”,祝智庭教授的“协同学习理论”,杨开城教授的“技术人造物缺陷分析法”等;另一方面,每年在教育技术类的期刊上发表关于教育技术的论文数千篇,此外,每年教育技术学专业的博士、硕士论文亦是数以千计。但整体来说,关于教育技术学的理论尤其是基础理论探索远远不够,有学者分析后指出,国内教育技术界“系统化地对教育技术学本体论方面的研究非常薄弱”,[8]也有人就对2001-2005年中国教育技术学硕博论文679篇进行统计分析后得出结论:“中国教育技术学研究的现状是应用和实践谈得多,而理论的东西谈得少。”[9]
不仅是关于理论研究的数量少,而且质量也不高。以目前教育技术的核心领域——教育信息化为例,有学者就分析指出,“在教育信息化推进过程中,关于领域、名称、定义、定位、逻辑起点等问题,至今在理论建设方面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10]这显然与教育信息化实践开展得如火如荼以及有关教育信息化研究成果的汗牛充栋是极不相称的。
教育技术学理论研究的贫困有着深刻的思想渊源。首先,教育技术学的跨学科性质使人们自然地认为在多学科的背景下构建自身的理论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不现实的。有学者就曾指出,“教育技术学具有很强的跨学科特征,……教育技术学不具有一个统揽全领域的一般性理论。”[11]其次,教育技术学强烈的应用取向也让人们倾向性地认为教育技术学就是应用研究,就是解决实践中的问题,因此,理论研究动力不足。诚如桑新民教授指出的那样,“教育技术学在中国至今还是一个‘重技术,轻理论’的领域,基础理论的研究被边缘化,并常遭冷嘲热讽。”[12]思想的贫困导致理论研究的贫困,继而阻碍了教育技术学学科发展的实际进程。
(四)实践影响力的微弱
来自两个方面的责难足以让教育技术学研究者忐忑不安,一是学术界对教育技术学理论深度不够的指责,二是基础教育界对教育技术实践影响力不足的非难。教育技术学要想获得更高的公众认同度,就必须在实践应用上取得突破,教育技术学的危机和希望均在于教育技术理论对于教育技术促进教育变革之实践的实际效果。事实上,目前教育技术的实践影响力并没有充分地发挥出来,如投资100多亿元的农村远程教育工程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饱受批评,巨额的投资并未得到相应的回报;轰轰烈烈的中小学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亦没有取得令人信服的成果。一方面,信息技术对教育有革命性的影响,另一方面教育技术在教育实践中的影响甚微,这个悖论的存在对教育技术学学科发展的影响几乎是致命的。
问题出在哪里呢?本应有的影响力为何未能发挥出来呢?其原因是:第一,长期以来,我国教育技术学研究中的“中话西说”导致了理论话语与研究对象、研究主体相悖离的不良后果,也拉开了教育技术学理论与教育实践的距离。过度诠释西方教育技术理论(对AECT94、05定义热火朝天的争论就是其中的一例)、乐此不疲地脱离中国教育实践引进所谓西方教育技术理论前沿(似乎越是西方的理论越是得到研究者的青睐,而这种研究也似乎更高深)是教育技术学实践影响力微弱的重要原因。第二,扎根不够是教育技术学实践影响力微弱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像何克抗先生及其学术团队那样扎根农村基础教育开展教育信息化促进农村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实验研究太少了,离开了实践或者不能持续地深入实践都不可能产生有实践影响力的教育技术学理论。
三、危机应对策略
技术应用主义的强旺、独立个性的缺乏、理论研究的贫困以及实践影响力的微弱是我国教育技术学学科发展的内在危机,我们只能从学科内部入手,综合性地寻求解决之道。
(一)树立学科信念
任何学科都存在一个形而上学的基础,有时这个基础就是一种信念。坚持教育技术学研究的学科取向,并为构建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科而努力就是一种学科信念。有人把“学科取向”和“问题取向”对立起来,这是极为不妥的。在“问题和主义”这个经典论题面前,更为积极的态度是既扎实地研究问题,也积极地构建主义,最好还能形成不同的理论流派。事实上,我国的教育技术学既缺乏深度的问题研究,亦缺乏成型的主义或流派。
我国教育技术学的发展实践证明了学科取向的教育技术研究的正确性。实际上,我国教育技术研究正是基于学科立场,走的是一条独特的学科建设道路。一般的情况是在学科内在观念建制相对成熟的基础上再来建设学科的外在社会建制。目前,我国教育技术学的外在学科建制已经基本成熟,有自己的学会和数量庞大的分会,有数量可观的CSSCI学术期刊,有200多个教育技术学本科专业点、100余个教育技术学硕士点、10多个教育技术学博士点。现在的艰难任务是学科的内在标准建设,主要指教育技术学的话语系统、研究方法和一般理论等。
教育技术研究者应有构造独特话语系统的信念,即语言自觉。一个成熟的学科须具有一个自洽的概念系统,一套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体系相适应的话语系统。在本土研究的基础上创造属于自己的概念系统、思维逻辑、言说方式和话语系统,是教育技术研究者理论自觉的最重要的表现,也是构建中国特色教育技术理论体系的逻辑基础。
教育技术研究者应有探索独特研究方法的信念。尽管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和综合化是社会科学研究的趋势,但多元和综合的背后仍然有自身的独特。在教育技术学研究和课程教学理论研究中运用解释主义研究范式、实证主义研究范式或调查研究、个案研究等具体的研究方法是一回事吗?可以肯定的是,教育技术学研究中的多元化方法本身应是独特的。在独特的多元化基础上,教育技术研究者继续探索适合教育技术学研究问题域的开放的教育技术研究方法。
教育技术研究者应具有构建教育技术学一般理论的信念。很多学者放弃了构建教育技术学一般理论的努力,但“教育技术学确实有其自身的本质特征、并具有和其他学科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13]教育技术学不能满足于借用、移植其他学科理论和方法的现状,而要构建与其他学科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并争取让其他学科在研究中借用和移植教育技术学的一般理论和方法。也就是说,教育技术学不能仅成为其他学科理论、思想、方法的消费者,而应成为自身理论、思想、方法和观念的生产者。只有真正的生产者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而要成为生产者,教育技术学就不能停留在技术的教育应用这个层面,即要打破技术应用主义的禁锢,把教育技术本身作为一个生成着的整体来进行研究,从形成教育技术而不是技术教育应用的一般理论。
(二)强化主体意识
所谓的主体意识是指在教育技术学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中所体现出来的反思—批判意识、伦理意识和竞争—发展意识等,并以此来消除对西方教育技术学或其他相关学科的依附,从形成一种学术自觉和学术自强的心理状态。
强化教育技术学研究的反思 —批判意识,就是要通过对国内教育技术学研究成果和西方教育技术学理论进行重新审视,厘清现有教育技术学理论中的错误观念、思想以及批判对西方教育技术学理论的依赖心理,继而达到提高教育技术学研究的质量和本土适应性的目的。反思—批判意识是建设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学科的学术起点,是教育技术学理论和实践创新的前提。总体来说,国内教育技术学界的反思—批判意识不强,反思—批判性或争鸣性的研究不多,尤其是对国外研究引进、借鉴得多,反思、批判不够。
强化教育技术学研究的伦理意识,首先,教育技术研究最高的善是对真理的虔诚,教育技术学的应用性质不能成为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之借口,不能为了迎合应用而放弃对更深层次理论的追求甚至弄虚作假,只有具备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才能让教育技术研究的道路更宽阔、更深远。其次,教育技术研究者应具有超越功利的心态。教育技术理论研究是精神生产,它产生理论、思想和观念,这种生产应只有在不受物质利益需要的影响下,才能成为真正的生产。再次,就是要增强教育技术研究者所具有的服务于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事业的责任感、使命感,提高教育技术学研究的教育关联性和实践影响力。
强化教育技术学研究的竞争—发展意识,就是在扎根中国教育实践的本土研究中以国际教育技术学界公认的学术标准要求自己,努力做出能与国际教育技术同行进行对话、交流甚至商榷的高水平研究成果。竞争的意识要求教育技术学研究者摆脱对西方教育技术理论“先进性”的盲目崇拜和仰视状态,用平等的眼光看待西方教育技术研究成果和本土研究成果,并努力形成中国特色教育技术理论。
要实现与西方教育技术研究的竞争,并从竞争中求发展、实现构建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学科的目标,就必须认识到在西方教育技术学术体系上建设教育技术学学科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至少在三个方面会遭遇到文化的冲突和矛盾:第一,西方的教育技术实践与中国的教育技术实践不一样;第二,西方的文化传统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差异明显;第三,西方教育技术研究的认识论、方法论与中国教育技术研究的认识论、方法论亦存在巨大差别。那种热衷介绍、诠释,甚至赞美西方教育技术理论而不加以消化和本土化改造的教育技术研究文化无益于教育技术理论的进步和教育技术学学科的发展。
因此,首先需要倡导一种扎根本土的教育技术研究文化,要研究和解决生长于中国教育实践土壤上的教育技术问题,而不是通过介绍他国的教育技术问题、概念和理论来人为地制造我国教育技术研究的表面繁荣。其次,立足于我国的文化、经济和政治背景开展教育技术研究。再次,挖掘我国的传统文化资源,对于这一点,南国农、何克抗、桑新民等诸位先生不仅作了大力的倡导,而且还利用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实现了教育技术理论研究的创新,如何克抗先生通过阐述孔子的教育思想而为我国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奠定了教育思想基础,桑新民教授在挖掘我国古代学习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对学习进行了创新研究等。
(三)构建良好机制
第一,构建研究者与实践者的互动机制。在教育技术研究中,有的研究者自身就是实践者,有的实践者本身也是研究者,研究者与实践者的合一当然有利于理论与实践的汇通。但是,更多的情形是研究者与实践者的分离。教育技术作为一项面向实践的活动与事业,其学科建设的宗旨在于为变革教育实践服务,而教育技术研究者与实践者的互动、沟通是教育技术促进教育变革的重要保障。教育技术研究者尽可能主动走近教育技术实践者,通过观察、聆听、参与、对话、合作等方式与实践者建立良好的互动机制,缩短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的距离,让教育技术学理论焕发实践理性的光辉。
第二,构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对话机制。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学者与从事应用研究的学者都在为教育技术学学科建设而辛勤耕耘,但由于研究的立场、方法和取向不同而各自为政,缺乏基本的共识,甚至于出现搞应用研究的看不起搞基础理论研究的,搞基础理论研究的不理会搞应用研究的,这样就导致教育技术学的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相脱节,不仅无法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而且很可能导致教育技术学的内部分裂。教育技术的研究机构、管理部门或民间组织必须组织基础研究者和应用研究者的深层对话,并逐渐形成稳定的对话机制,从而增进相互理解,促进理论融合。
第三,构建不同学科背景研究者的合作机制。不同学科背景研究者的合作有利于拓展教育技术研究的视野和深化对教育技术问题的认识。在教育技术研究过程中尤其是课题研究过程中,多学科背景研究者的实质性合作不够。教育技术研究者自己要意识到学科交叉和融合对于教育技术研究的重要价值,主动与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合作,有条件的院校或研究机构可以在构建多学科背景研究者合作的机制上做出率先示范,通过不同研究范式、方法的互补来产生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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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科学技术；马克思；手稿；经济学
一、马克思经济学手稿中对科学技术的一般认识
经济学手稿是马克思经济思想的重要成果之一，也是我们研究马克思经济思想形成过程的重要依据。马克思的一生中留下了许多著名的经济学手稿，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等。其中，《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早期思想的重要概括，也是马克思对经济学问题的第一次探索，其本身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著作，而是马克思用哲学的语言和辩证的思维来阐述经济问题的著作。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包含着马克思对科学技术最初的理解和判断，为他后来科学技术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作为人的类本质的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马克思早期的思想中，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始终是同对人的类本质问题探究联系在一起的。从费尔巴哈的自然主义出发，马克思在肯定人是自然存在物的同时，从实践唯物主义的角度创造性地将人的类本质归结为自由自觉的社会性的劳动。马克思批判了那些将宗教、政治、艺术和文学等看作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性”和“人类的活动”的唯心主义观点，明确指出只有工业的历史和它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才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而“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做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完成非人化。工业是自然界同人之间，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同人之间现实的历史关系”［1］85。作为人本质力量公开展示的工业，随着自然科学在其中的不断运用，自然科学不断技术化，科学技术将成为改造人的生活，实现人的解放的重要力量。从这一角度而言，科学技术也是人的本质的客观展现。尽管在资本主义社会，在私有财产所决定的工业生产中，科学技术是以异化的形式存在着，但它仍然是人的对象性活动或活动成果，并没有外在于人的实践活动。它不断改善着人类的生存条件，为人的全面解放创造条件。不难看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是从人的类本质的角度来看待科学技术的。在他看来，对科学技术的认识不应局限在对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改善生产、生活环境的“有用性”上，而应将科学与人的类本质联系起来，深入科学对于人的类本质的认识和人的类本质力量的展现具有的本体性意义。这与他之前的康德和之后的西方人本主义思潮对科学技术批判的理论是根本不同的。正是基于对人的类本质的分析，马克思形成了他早期的科学技术思想。2．《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被固定资本客体化了的科学技术《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是马克思重新开始研究经济学的重要成果，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的著名论断，并对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和应用问题做了精辟的分析。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的统一，其秘密在于资本家迫使工人整个的劳动时间超过必要劳动时间，使价值形成过程转化为价值增值过程，成为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有两种基本方法：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其中，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是在必要劳动时间不变的条件下，通过绝对地延长工作日而增加剩余劳动时间的剩余价值生产方法。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则是以提高和发展生产力为基础来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由于受工人的生理界限和社会道德等方面影响和制约，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方法逐渐被淘汰，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方法成为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的主要方法。然而，提高和发展生产力需要探索整个自然界，探索地球，以便发现新的有用物体和原有物体的新的有用属性。因此，以提高生产力为生产剩余价值主要方法的资本主义必然“要把自然科学发展到它的最高点”。马克思高度评价了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伟大文明作用，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制度对于自然科学发展的积极作用。他指出，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同人的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成为人的对象，真正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2］390这就是说，正是资本创造出的资产阶级社会和社会成员对自然界以及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推动了人类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认识和研究。但同时马克思也十分清楚地指出，这种对自然界的探索和研究的目的在于使自然界服从人的需要，因而也成为这个“普遍有用体系的体现者”。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在资本的生产过程中，劳动是一个总体，是各种劳动的结合体。它的精神的统一处于自身之外，而它的物质的统一“则从属于机器的，固定资本的物的统一。这种固定资本像一个有灵性的怪物把科学思想客体化了”［2］464。在这里，马克思对科学技术的理解已经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人的类本质的哲学思辨，深入到资本的生产过程，从固定资本的变化角度去揭示资本对于科学及其应用的支配性和决定性作用。在马克思看来，社会的生产力是用固定资本衡量的，而固定资本中包括科学的力量。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像一个“有灵性的怪物”拥有支配一切的权力，资本的力量不仅影响和决定着社会物质生产方式，也影响和控制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章”中详细论述了资本、科学和社会生产力的关系。他指出：“资本是以生产力的一定的现有的历史发展为前提的———在这些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3］94科学是社会生产力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属于潜在的、间接的一般生产力。当被应用于物质生产过程，物化在机器以及其他物质生产资料中，科学就可以转化为直接生产力。资本主义机器体系的出现，使得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再取决于工人掌握的直接技巧，而是取决于科学在生产工艺上的应用。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本唤起了科学和自然界的一切力量，一切科学都被用来为资本服务，从而使资本主义财富的创造也取决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在生产上的应用。在这种条件下，科学技术成为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而“科学在直接生产上的应用本身就成为对科学具有决定性的和推动作用的着眼点”［3］99。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通过对科学在生产上的直接应用获得了充分发展，而推动科学发展的真正动机并不是来自人们对自然的好奇或现实生产、生活的客观需要，而是来自资本增值，增加剩余价值的内在需要。科学一旦成为资本增值的手段被引入生产过程，就会成为具有资本特性的科学。3．《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作为推动社会变革力量的科学技术《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在马克思经济思想发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被视为马克思经济思想发展中的“历史路标”。［4］在这一手稿中，马克思对科学技术的经济学考察主要集中在《相对剩余价值》一章中的“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蒸汽、电、机械的和化学的因素）”部分。马克思立足科学技术本身发展情况，从机器的技术史演进出发，充分肯定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发展因素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高度评价了科学技术对社会经济关系发展的革命性作用，深刻分析了资本主义应用机器的目的、前提和后果。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技术是“一般历史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科学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直接后果是机器的产生和应用。“应用机器，不仅仅是使与单独个人的劳动的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发挥作用，而且把单纯的自然力———如水、风、蒸汽、电等———变成社会劳动的力量。”［5］279－280在自然力并入生产过程，变为生产力，变成“社会劳动的力量”的同时，科学成了生产过程的一个独立因素发挥重要作用。科学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同时生产力的发展又必然引发生产关系的变革。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资本家应用机器的目的不在于缩短工人生产商品所费的劳动时间，也不在于缩短工作日，而在于缩短工人为再生产其劳动力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从而延长剩余劳动时间。这表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使机器扭曲为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而不再是满足社会需要的手段。因此，资本家不断改变劳动手段的真正动因在于获取巨大限度的利润。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两个一般性前提和一个基本原则。由于人类社会每一种新的物质生产方式的可能性都是由先行存在的物质生产方式基础上创造产生的，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生产方式也是在简单协作和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资本家使用机器遵循的一个一般原则就是“进入商品的机器的价值，要少于它所代替的劳动的价值”［5］281。马克思结合当时一些工业部门使用机器的具体过程，揭示了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结果是有利于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其后果包括刺激技术的不断改进、造成工人劳动时间延长、劳动强度提高、机器代替劳动甚至成为资本家对付工人的手段等多个方面。此外，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还对资本主义利用科学技术的未来趋势进行了预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的影响和控制下的科学技术具有双重作用，既可能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积极因素，也可能成为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消极因素。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对科学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缓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巩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矛盾，更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桎梏的必然趋势。当科学技术发展推动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也容纳不下它的发展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将会为新的生产关系所取代。
二、《资本论》中对科学技术的系统考察
《资本论》中，马克思对科学技术的分析主要是以生产方式的变化，即生产力的运动方式展开的。《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详细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转变过程中，科学技术进步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具有的基础性作用，他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在工艺上的应用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6］53在这里，马克思把科学技术的发展放在了人之后，充分说明人和科学发展在社会生产力进步中的重要作用以及人和科学的应用之间的紧密联系。其次，马克思详细论述了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化中，特别是在机器大工业生产中对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简单协作、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是三种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指出，协作不仅可以提高个人生产力，而且还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是一种集体力。在工场手工业初期，协作以简单的形态存在，只有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工场手工业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协作才达到了它更高的发展形式———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在这一时期，科学的发展和应用推动了不同种的劳动工具和复杂的机械装置的生产，从而为工场手工业发展到机器大工业奠定了科学技术基础。在这个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不同的工具被连接起来，逐渐产生了机器。随着劳动资料从工具向机器转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由此从工场手工业阶段过渡到机器大工业阶段。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多次论证“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6］698。在考察机器价值向产品转移规律时，马克思指出：“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将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6］444在大工业阶段，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劳动生产力中的所有要素都发生重大变化。科学技术推动劳动资料从工具转化为机器和机器体系，并使之得到不断改良和更新；科学技术的发展扩大了劳动者的范围，妇女和儿童加入雇佣工人队伍，并在客观上要求劳动者具有较高的文化知识。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断增加现有物质的数量和新用途，开拓新的投资领域。此外，科学技术还教人们对废弃物的回收和循环利用，创造新的资本材料。“科学和技术使执行职能的资本具有一种不以它的一定量为转移的扩张能力。”［6］699第三，马克思从生产力运动方式变化的角度揭示了科学技术发展对社会变革的重要作用。正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化的分析，马克思深入分析了科学技术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变革作用。在马克思那里，科学技术是具有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在推动社会生产力巨大发展的同时，科学技术通过生产力的中介作用，又促成生产关系的变革以及新生产关系的产生。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与科学技术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存在不可避免的矛盾。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重要因素，它的发展必定促进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的进一步发展，而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在资本主义框架下是不可能解决的。因此，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看，科学技术的发展必将加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瓦解。
三、马克思经济学视野中科学技术思想的内在逻辑与现实意义
1．马克思经济学著作中科学技术思想演进的基本主线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到《资本论》，科学技术问题贯穿于马克思经济思想发轫、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科学、技术的本质及其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生产方式变革的关系一直是马克思经济思想中十分重要的研究内容。总体上看，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和研究遵循着两条基本主线：一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逐步发展和完善为主线；二是以分析、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主线。前者重点研究了科学技术作为历史的有力杠杆所具有的革命性及其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作用，后者主要论述了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及其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的重要意义。马克思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从现实的生产劳动出发研究科学技术问题，将科学技术与人的类本质、生产劳动、现代工业、资本生产、经济发展、社会变革等的关系纳入对科学技术研究视域中，在批判唯心主义，研究技术史、工艺史和自然科学史的过程上，深入分析了科学技术的本质，揭示了科学技术与社会生产力的关系，提出了“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的重要思想，并充分肯定了科学技术通过大工业并入生产过程，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推动生产力发展方面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科学技术本质上是人类本质的展示，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科学技术一旦与资本相结合，就成为具有资本形态规定性的科学技术，受资本本质的制约。在资本主义广泛应用科学技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科学和直接劳动相分离，使科学技术成为与劳动相对立的、服务于资本的独立力量。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加剧了资本对人本身具有的生产力更大规模、更深层次的剥削和掠夺，不可避免地激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从而为资本主义社会变革准备了物质条件和革命力量。正是通过生产力的中介作用，科学技术不断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变革和新生产关系产生。因此，马克思对科学技术问题的研究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剖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的批判，就不能深刻认识科学与人的类本质的内在联系。没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就不能科学揭示科学技术对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变革的重要作用，更不能深入认识科学技术发展与资本主义命运变化的关系。从科学技术本身来看，科学技术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也是一般社会生产力的基本要素，更是实现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重要力量。自人类进入文明史以来，随着科学技术本身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不仅改变着自然界，也变革着人类社会。作为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科学技术使人类逐渐从自然界中解放出来，并不断为人类的最终解放创造物质条件。因此，资本主义在积累、发展科学技术方面是必需的，但也是暂时的。在资本主义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时，伴随着资本主义灭亡，人成为自然界和自身社会生存的主人，科学技术将再次回归其本质，成为人类谋求幸福和发展的重要工具。2．马克思经济学著作中对科学技术的多重理解马克思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和研究始终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在不同时期，马克思经济学手稿写作的思路和角度不同，对科学技术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比如《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是从固定资本变化的角度展开的，马克思提出的“科学技术也包括生产力”的思想也是基于分析科学技术对固定资本的控制和影响作用而形成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以科学技术发展史为重要线索，揭示了科学技术的生产动因及其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功能。《资本论》第一卷则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变化的角度揭示了科学技术的革命性作用。马克思在不同经济学手稿从对科学技术不同角度的考察可以看作是马克思对科学技术的三种理解，这三种不同的理解具有内在的联系性，它越来越接近于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马克思研究科学技术的目的主要在于揭示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在发展社会生产力、加深资本对工人剥削、加剧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等方面的作用。马克思对科学技术问题的分析也始终是同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科学技术直接进入生产过程，成为生产过程的一个独立要素。正是科学与资本的结合，才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并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只有准确把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分析和批判的基本思想，才能深刻地理解马克思科学技术思想的丰富内涵。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对科学技术的多角度分析充分说明，科学技术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多维概念，概括起来，至少包含四个方面的涵义：一是作为人的类本质力量体现出来的科学技术；二是作为人类认识、改造和利用自然界的成果，以知识形态存在的科学技术；三是作为一般社会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四是作为社会变革力量，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科学技术。这四个方面是紧密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其中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展现出来的科学技术和以知识形态存在的科学技术，是人对自然认识和实践关系的产物，是科学技术进入生产过程的前提和基础。作为一般社会生产力，科学技术进入生产过程，大幅度提高了生产社会化程度，必然导致社会生产关系出现新的变化。3．马克思经济学手稿中科学技术思想的现实意义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对科学技术的本质、发展过程、发展规律的深入考察和分析，不仅为人们正确认识科学技术的本质特征以及科学技术对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影响提供了理论武器，也为人们研究和考察当代科技发展与资本主义未来趋势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20世纪中叶以来，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得到空前发展，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新科技革命等因素的推动下，相继进入了国家垄断阶段甚至国际垄断阶段。在这一阶段，科学技术与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关系全球化问题交织融合，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科学技术对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作用的形式、内容、深度和范围都超越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出现的新变化，并从中揭示出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是当前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在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坚持从批判的角度，将科学技术置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研究和分析科学技术本质及其发展规律，为我们深入理解科学技术与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正确把握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趋势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和方法。同时，马克思提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的重要论断，也是我们正确认识科学技术在当代生产力中的中心地位，坚定不移地依靠科技创新，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理论支撑。
参考文献：
［1］［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2］［德］马克思，_．马克思_全集：第30卷［M］．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德］马克思，_．马克思_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顾海良．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历史路标”———读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3，（5）：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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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十四五” 乘“强国号”扬帆远航
近日，中国_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发布。公报勾勒出“十四五”美好蓝图，为各地区各部门提供了强大战略支撑和正确行动指引。其中，在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远景目标中，“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科技强国”“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等一系列规划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激励鼓舞广大党员干部奋进“十四五”，为“强国号”成就巡礼不懈奋斗、矢志奉献。
“强国号”筑牢“最强堡垒”，敢为时代之先锋。“十三五”收官在即，成就巡礼充分彰显出“有同志作为_的核心、全党的核心领航掌舵”的突出优势和显著实效。脱贫攻坚一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一线、疫情防控一线、防汛救灾一线……在无数条“第一战线”上党旗高高飘扬，党员干部无畏艰难险阻、无惧惊涛骇浪，在前沿阵地高扬“鲜红旗帜”、共塑“中国面孔”。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再次明确“十四五”时期必须遵守的“第一原则”就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充分释放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密切联系群众优势，在“最强堡垒”筑就下让集中攻关、克难制胜实现更高、更快、更强，在“集中力量办大事”显著优势下带领人民、依靠人民，力求与时偕行心更齐、步更稳。
“强国号”激活“最强大脑”，敢启时代之先河。在规划部署、统筹推进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提纲挈领、纲举目张，为“十四五”定好向、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根本遵循。以创新激活“强国号”发展潜力，要坚定不移推进改革，继续扩大开放，把牢以创新抓发展、以创新谋未来的“主脉搏”，始终坚定不移谋复兴、保稳定、促和谐。以创新激活“强国号”内生动力，在资金投入、要素配置、资源倾斜、人才注入等方面下好“全国一盘棋”，要不断释放“大脑中枢”传导优势，在因地制宜、精准施策中不断探索创新、总结推广。以创新激活“强国号”干事活力，为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党员干部撑腰、鼓劲，形成上下互动、齐头并进的良好风貌，为资源“走进来”、人才“留下来”注入源源不断力量源泉。
“强国号”奏响“最强合唱”，敢发时代之先声。奋进“十四五”号角已吹响，“弘扬时代主旋律，传播社会正能量”大考在前、使命在肩。敢发正义之先声，始终站稳“和平与发展”时代立场，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激发强国强军坚定信念，合力维护世界和平安宁。敢发科学之先声，弘扬科学家精神，为真理立志，发挥科学应变的“硬核”力量，在讲科学、爱科学、懂科学、用科学的前进路途上砺修身之本、养浩然正气。敢发人民之先声，用好调查研究“传家宝”，结合问策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学习好、宣传好惠民、利民、便民“声音”，为聚力保障“十三五”圆满收官、统筹推进“十四五”规划落地生根凝聚磅礴力量。
青春不负，使命催征。“十四五”即将开局启航，广大党员干部在“越是艰难越向前”的时代号召下接续拼搏、奋勇争先，在争先锋、开先河、发先声中昂扬着“吾辈当自强”的卓越风采。
